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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文学研究怎么了？”转自《学术中华》之“学术周刊”专栏。作者布鲁斯·弗莱明（Bruce Fleming），美国海军学院英语教授。新著《文学研究应该是什么，现在是什么？》（美利坚大学出版社2008年）。 文学研究怎么了？布鲁斯·弗莱明 著 过去半个世纪文学教授的一大贡献是创建了文学研究学科，经过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福柯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大跨步将其专业化和规范化。我们已经让自己进入了修道院：我们告诉学生，要理解文学就得到我们这里来。但专业化是个得不偿失的胜利：我们赢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却输掉了整个战争。我们把启示变成了劳作，把自己关在不通风的房间里，还把窗子盖得严严实实。 　　好消息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学科---文学研究；坏消息是我们成为几乎完全脱离世界其他地方的王国的统治者。在此过程中，我们失去了许多学生，其中很多是男生，甚至包括一些教授。但我们仍然在讲授文学，就好像给我们未来的自己讲授，根本不管他们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学生中的大部分甚至不想当教授。他们喜欢从书中得到一些什么以便用在课堂外的生活中。我们有什么权利忘掉这些要求呢？ 　　学生通过阅读从书中得到一些东西。毕竟，喜欢读书是最开始让我们进入这个行当的原因。我们现在用文学研究学科扼杀了这个经验，在这种关系网络中，个别文学著作几乎成为偶然性的东西，但真正改变人生的是具体的著作啊。 　　比如，我工作的美国海军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男生，思想很传统。作为基础课的一部分，有时候我让他们阅读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他们情绪激动地像杀猪般嚎叫。（那里的终身教授在海军学院给新生讲授)他们上课的第一天，在阅读完爱玛对她丈夫查尔斯的幻灭后，大为光火。 　　学生们直言不讳地说“老师，她是个婊子。”（女生对爱玛比男生更苛刻）后来的课更糟糕了。许多学生承认他们害怕结婚，害怕留在家里的妻子背叛他们。为此，他们说“在你被派驻他处前，得先让她怀孕。”爱玛是他们最大的梦魇。爱玛应该忠实于查尔斯，他爱她。他是顾家的好男人，她还要怎么样？ 　　最初，学生们很难看到他们和爱玛之间的任何相似之处。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个体，是主动挑选来到这里上大学的。他们成长时期接受的观念基本上是如果你有足够的动机，就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所以无法想象陷入爱玛那样的处境。 　　我说，你的理解太关注字面含义了。你们中大部分不是女性，无论如何，你们没有受到缺乏教育、社会阶半夜凉初透级等级压迫、脱离乡村世界的渴望等限制。然后我提醒他们受到的限制，在军队严格等级体系的最低阶梯的占据者，那些长官或高年级学生的随意性决定就能影响他们的生活。如果有谁能理解可怜的、受限制的爱玛，那就应该是他们啊。他们说是啊。 　　我开始向他们逼近，我问爱玛有梦想，难道你们忘记了把你们送到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来的梦想吗？ 　　现在他们沉默了。他们确实记起那些梦想：充满激情的、受好莱坞刺激的战场上英雄主义梦想、战胜美国邪有暗香盈袖恶的敌人、利剑刺进他们强壮的右臂、义务、荣誉、国家等。我问，现在那些梦想呢？毕竟，爱玛对完美、充实的婚姻的梦想不是和军中男儿的梦想类似吗？或许它们从来不会实现，但如爱玛那样，让这些梦想彻底死去比让它们活着更好吗？ 　　他们告诉我安纳波利斯是他们的梦想死亡的地方，死在每天把皮鞋擦得明晃晃，正步走让长官们检阅的无聊中。社会的评价性意见在这里像在可怜的爱玛身上一样强烈：在安纳波利斯只有一种方式：那些有不同思想的人必须屈服。 　　我认为保持清醒不发疯的方法是拥有可以实现的梦想，而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到了我们转向阅读到其他作品时，他们仍然认为爱玛是婊子，（虽然可能有人反对，她确实是），但至少他们勉强承认对爱玛的了解更多了。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避免了降临在几乎所有学生身上的玩世不恭，他们认识到不管是安纳波利斯还是军队都和好莱坞刻画的东西不一样。他们或许不再刚从海军学院毕业就和认识没几天的女孩儿结婚，而这在从前是非常普遍的。通过阅读爱玛遭受的折磨，他们或许避免过这样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文学，在大学里讲授的文学的合理使用。 　　文学研究和阅读的分佳节又重阳裂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期到中期，这是因为文学教授羡慕科学的结果。谈论读书似乎不够了，现在我们不再阅读文学而是在研究文本。我们在创建一门有自己的术语和研究方法、有自己的圈子和知识体系的学科。我们现在分析的东西既不是对自然的反映，也不是作者灵感的闪烁。不过是在封闭的房间里通过电脑键盘的排列组合炮制出来的机械操作而已。 　　科学有自己的客观世界，这就是它的一切。文本世界是文学研究的客观性所在。因此，正如顽皮的德里达宣称的，我们能坚持说在文本之外没有客观世界。(但是这么几十年来他在美国文学殿堂里引起多么严肃地回响啊)我们也能通过把从图书馆书架上挑选出来给学生讲的著作列为经典而得到一些好处。经典不过是我们“ 建构”起来的玩意儿。当然，任何阅读书目都是有限的。但是当经典形成了以后，我们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忘掉了。门被关闭得太快了。如果我们的孩子们在门内而不是门外，“建构”的事实就是琐碎的。我们高呼要讲授我喜欢的作家，不是这个作家。讲哪个作家不讲哪个作家对于没有专业素养的学生没有多大关系，但对于我们教授来说是重要的，我们是负责人。 　　我们不是在讲文学，而是在讲文学的专业研究。我们在做自己的专门研究。当今学术界的文学研究与外部活生生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你在学位阶梯上爬得越高，上的大学越好，文学研究与读者世界的关系就越少。现在学术界对于文学的研究基本上与文学如何帮助学生认识爱情、生活、死亡、失误、胜利、琐碎、精神的崇高等内容没有任何关系，它们是让我们成为人，让我们生活充实的东西。它是学术性的、关于课程设置的、招聘教授决策的、著作之间相互关系的、作者是如何通过著作压迫什么人的等。文学批评家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告诉我们的名言是“讲解冲突”，我们和我们的争吵就是一切。毕竟，这就是我们创建学科的方式嘛。 　　你认为我们不会像美国忙于用士兵和枪炮更迭他国政府那样专注在书面作品的力量上，有些士兵是我们的学生。那看起来是真正的权力。当然，这是文学教授在讲故事，至少对于我们的文学教授来说，这种歪曲现实的做法是非常有到道理的。 　　现在，我们讲文学就好像是在向刚刚上岸的水兵介绍杂货店里的商品。我们是专业店主，在介绍蔬菜区、牛奶区、鲜肉区的商品，说明它们异同、基质和颜色的变化、苹果泥里没有牛奶、或者没有番木瓜很遗憾等。我们是在讲解这个商店的情况，而不是告诉人家里面有什么。我们假设这些顾客对摆出来的商品一窍不通，如果他们知道点什么，也是我们告诉他们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本来在谈论世界，如今沦落在杂货店。但我们是决策者，要决定是否把世界包括进来，或者如果要包括进来的话，包括多少。我们只想积累销售额。我们这些店员对商店的关注都错过了最重要的内容：人们种植粮食是要吃的。类似地，书是用来读的，读才是书的目的，而不是把它变成一门学问。 　　在研究生院，教授们的研究更加专门化，因为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为文学的知识王国贡献了自己绵薄之力。但我们注意到学生很少分享我们对开辟的研究领域的热情。这造成了广泛讨论的本科生课程和研究生课程的鸿沟。大学通过把本科生的课程留给年轻的、不怎么专业化的教授来上，以填补这个鸿沟。但是那些给年轻人上课的年轻老师常常不明白更大的议题，也就是对本科生有点用途的东西。（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在像修道院一样的课堂上学了些充满花哨术语的课程，倾向于把学来的东西再贩卖给学生。） 　　这些都对学生造成伤害。阅读文学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问题是，我们不怎么明白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也不愿意去弄明白。当然我们不能预测它已经超过某个点。这就是为什么文学阅读不能成为一门学问的原因。我作为纯种美国白人男性，能够在黑人角色或者女性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能够理解死去的俄半夜凉初透国人或者活着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观点，理解一个不知名的作家的一个抽象概念。但那等于是说X读者（黑人、同性恋者、阿尔巴尼亚人）不需要阅读 X作者（人物？)以便从作品中得到一些东西。不需要我们检查身份认同形容词清单才能觉定我们是否能理解文学。事实上，我们需要跳进书本里去。或许我们会沉下去，或许我们能浮上来，谁也无法提前告诉结果。这就是书的魅力。 　　与文学的互动从来不是理论体系的基础，它太满无目标了。我们所能做的是描述从写满了白纸黑字的书上抬头反思阅读的感受，突然明白自己的生活，认识自己没有见识过的东西，以及把分散在各处的铁屑变成了清晰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发生了变化。这或许能让我们的行为发生改变，或许不会。 　　现在课堂上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关于文学作品的视角，而不是日本画家葛饰北斋（Hokusai）著名的春天系列“富士山百景”的景色。在每个视角里，如果山存在的时候，往往很小，而且在角落里。是从（最著名的印刷厂）超越波峰的角度看到的，波浪泡沫似乎让手指在边缘，或通过木桶制造者形成的铁环看到的。 　　明信片上没有山在正前面和正中心的照片。它们突出山的角度，这种方式非常相似文学教授以不安的目光看着教授岗位。当然，明信片照片有自己的意义，但是在真正的意义上，它是更加中立的而不是扭曲的对待。它没有逼迫我们接受这个途径：它服从于描述的物体。我们更多认识到画家北斋描述的富士山的艺术而不是我们在明信片照片中的样子。这意味着，我们都被迫看到被呈现出来的山的样子，而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就是为什么说文学研究在本质上是破坏性的。 　　在前现代的课堂里，在现代主义被文学批评使用的新批评出现前，没有人否认个人能够对教授提供的明信片照片提出他个人的“富士山视角”。那些视角是个人的，不管提出的观点能否被人接受。在专业化课堂中的教授的权威以及让学生服从的压力因此比从前强烈多了，人们开始思考重要的是“富士山景色”而不是“被看到的富士山”。如果你想要得到好成绩，就得采取老师的观点，仅此而已。几代学生已经学会屈服于文学研究教授的威力，他们讨厌上课的每一分钟。 　　大学的文学讲解确实是有意义的。许多人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根本看不懂严肃的文学作品。在有人讲解某些东西后，或者在读更多东西后，确实能了解更复杂的内容。许多人不明白首先要阅读什么，讲授文学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这些教授要记住：重要的是书，不是我们。简单地说，我们需要超越文学研究。我们不是科学家，而是教练。我们不是在传授知识，至少不是在讲授学问的意义上。但我们确实需要看到学生的反应、提问、发展和成长。如果你热爱生活，那就足以让人满意了。 【吴万伟译自：“What Ails Literary Studies” by Bruce Fleming <http://chronicle.com/free/v55/i17/17b01401.htm>】

当地时间2月16日晚，美国当代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并且是最为高产的女作家，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使得印第安纳大学IMU内的Solarium演讲厅第一次出现了爆满的状况。欧茨的演讲令前来的师生和当地的热情读者大饱耳福。欧茨首先回答了组织者，艺术和人文研究学院的院长安德烈·奇卡莱利（Andrea Ciccarelli）提出的一些经过准备的问题。然后，欧茨女士朗读了她的一些新作品中的片段，并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在回答奇卡莱利有关主题及其作品涉及种族、性别、阶半夜凉初透级和历史题材的问题时，欧茨女士回答说： “当你致力于讲故事和塑造人物时，你是没有必要去考虑有关主题的”。她还解释说，大概莎士比亚现在也无法回答有关他的戏剧的主题问题吧。 欧茨女士说她在作品中比较注重暴力事件的后果，尤其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她说开玩笑地说，“男人引发暴力事件，而没有暴力事件就没有小说可写”。当然，她强调说，这只是一个玩笑。 欧茨女士谈到她写“关于拳击”（On Boxing）背后的故事。她说她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去写这样题材是否会显得无知和可笑。但是，接受了这个挑战之后，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有了更多的认识。 她说：“如果你接受了一个你不能承担的挑战，或者进入了一个你不能从事领域，并且迫使你自己去做……结果有时候会是非常精彩和令人惊讶的”。 谈到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信仰时，欧茨强调说：“通过我们个体的声音，通过我们独特声音，我们对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说话”。 欧茨女士还回答了有关全球变暖、经济萧条和日渐衰颓的书本文化方面的问题，发表她自己的看法。 欧茨女士表示，她本人向网络文学世界的转移并不感到非常麻烦。她说网络文学迫使书本文化变得更加精确。 【英文的报道文字，点击这里】

这篇文章是应一位友人之约写的。等不及友人会以何种方式将这篇小文面世，先行在这里展示一下。本篇显然还不够精良。另外，出于我本人知道的原因，本篇还删除了几个段落。不过有关扎迪·史密斯的介绍基本上还算比较全面。希望有同好者多提宝贵意见。  →→→→→→→→→→正  文  分  割  线←←←←←←←←←←← 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提起小说《白牙》（White Teeth，2000）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杰克·伦敦的那部经典之作《白牙》（White Fang，1906）。后来才搞清楚，此白牙非彼白牙：前者说的是人人都有的满口白牙，而后者则指的是长于噬咬的猛兽毒牙。也因此而知道了一位名叫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英伦才女，英国文坛的一颗倏然升起的新星。 1975年10月，小扎迪出生于伦敦西北布兰特区的一个工薪阶层聚居区。她的母亲是一位于1969年 移民到英国的牙买加人；而她的父亲哈维·史密斯则是地道的英国人。尽管扎迪本人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她并没有把她的家庭直接写进她的书中。但是我们还是看 到，《白牙》中的阿切·琼斯一家和扎迪本人的家庭背景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作品中阿切·琼斯也是一位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的英国人，而母亲克拉拉则也是一位 来到英国时间还不算太久的牙买加姑娘。当然，作品中的琼斯家只有一个女儿。而生活中的扎迪还有一兄一弟，以及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和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而 且，根据扎迪的说法，她现实中那个家庭远比作品中的琼斯一家幸福和谐得多。 其实，扎迪是她14岁以后给自己改的名字。此前，她的名字一直是萨迪（Sadie）。 和许多小女孩一样，小时候的萨迪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于表演的热爱。从最早时迷恋踢踏舞，到一心想成为音乐剧中的演员。甚至在她上大学期间，扎迪还曾靠担任爵 士乐歌手而挣得过一些收入。上大学期间，虽然她已经在从事一些文学的创作实践，可还是没有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的未来事业的想法，心里想的只是希望在大学毕 业后去做一名专业的记者。然而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经年累月的精心策划往往比不上不经意间的一次灵机一动，或者是一次机缘巧合的际遇。当然，扎迪最后 投身文学创作并非只是灵机一动而已。热爱阅读，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又是英国文学专业的她，大学期间就在专门收录学生作品的《剑桥文集》上发表过几篇短篇小 说。于是就有出版商找到了她。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扎迪·史密斯。 《白牙》发表于2000年。而早在1997年，《白牙》才刚刚有了一些想法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英国出版界的注意，并且同时有好几家出版社竞拍扎迪的这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权。最后，哈密希·汉密尔顿公司竞拍成功。在扎迪完成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出版方也通过各种途径为这部作品做足了宣传。等到2000年最终出版的时候，《白牙》能够一炮而红，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虽说是金子自会闪亮，是好酒何惧深巷；可是如果能够让人们一下子就看到闪亮、闻到酒香岂不更好？所以说，商业社会中的商业宣传还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这部讲述两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在世纪之交所经历的新生活的凡凡总总的作品普一面世便成了畅销书，并且迎来了国内国际的好评如潮。各种奖项扑面而来：2000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的小说奖、2000年“惠特布莱德图书奖”最佳小说一等奖、“卫报杰出图书奖”一等奖、“共同体作家图书奖”一等奖，以及“贝蒂·特拉斯克奖”，等等。此外，《时代杂志》还把这部作品收入了《1923-2005〈时代〉百部最佳英语作品集》。 畅销加好评如潮，这些并非仅仅靠商业运作便可获得。阅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应该会有跟笔者同样的感受——《白牙》配得上一部当代英国文学经典的称号。作品本身诠释了它获得成功的秘密。 如 果把《白牙》的故事按照时间的顺序捋成一条直线，然后再娓娓道来的话，那么读者很可能会觉得故事太过冗长，情节起伏又过于平淡了。一对经历过二战硝烟的老 友，在生活中有着诸多的不如意。而他们的下一代的成长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慰藉。反倒增添了不少烦恼。战后移民英国的孟加拉人萨马德·伊克鲍有一对双胞胎 儿子。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他们民族的光荣传统，所以在他们10岁 那年，决定将他的一个儿子送回到孟加拉去。可是送谁回去却难以选择。经过多番痛苦的反复，最后，他成功地背着他的妻子把大儿子马吉德送走了。这件事情的结 果是，他的妻子发誓从此不跟他直接对话，直到大儿子回来为止；而小儿子米拉特在家总觉得自己被忽略，变得乖张叛逆，成了伊克鲍的心病。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 出乎他的预期。他费尽周折付出了很大代价送回孟加拉国的大儿子，最终却变成了一位热爱科学的无神论者；而留在英国的那位被他认为不成器的二儿子却成了一位 狂热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信徒。同样地，伊克鲍的好友，阿切·琼斯的独生女儿也由于被各种成长中的烦恼包围着，最终跟随她的姥姥成了一位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见证会的 信徒。再加上一位热衷于科学研究的马尔库斯·肖芬和他所研究的所谓“未来的耗子”。于是，宗教和科学之间出现了战争，兄弟和父子成了敌人…… 这个故事如果写成一篇凝炼的短篇小说，那必定会情节跌宕，高潮迭起。扎迪·史密斯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被问及这部《白牙》的缘起的时候，扎迪说她原计划就是要写一篇短篇小说。但是由于她自己写的短篇小说的篇幅总是太长，动辄2、30页。这就失去了“短”的意义。扎迪说写短篇如果不能做到像雷蒙德·卡佛那样的话，最好就别写。于是，她就把这个故事扩展成了中篇。可是她觉得讲得还是不尽兴。于是又进一步扩展成了我们手里现在捧着的450页左右的长篇。 不 过，由此我们也看到了扎迪的过人的写作天赋。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前半页的一位美国才子托马斯·伍尔夫。据说他也是洋洋洒洒如滔滔江河奔腾不止。编辑 要稿，需用卡车装载；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编辑之后，仍需要用小汽车将稿件送回。仅凭着他下笔如悬河的语言创作天赋，伍尔夫就已经缔造了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段 传奇。同样地，扎迪·史密斯也有着同样的语言天赋和创作才能，并且还多了几份控制力，没有沉浸在对语言的挥霍之中。 洋 洋洒洒的文字让人读来并不觉得乏味冗长，而是一种享受。这就是擅长于讲故事的表现。是史密斯的能力所在。也是她得以成功的基础。此外还有她对总体结构的设 … Continue reading →

1. 我知道我们有专门的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和好多的研究专家。多萝西·斯特尔林（Dorothy Sterling）应该是他们研究（至少是关注过）的对象。多萝西·斯特尔林女士一生写过超过35本书，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文学作品，其他的是一些未成年写的小说作品，还有一些黑人历史之类的非虚构作品。她为美国的小读者所熟知的是关于哈利耶特·图布曼在地铁“自由列车”上的系列故事。12月初，斯特尔林女士与世长辞。享年95岁。 【Dorothy Sterling, 1913-2008】 2. 《北方的仁慈》（The Northern Clemency）是英国作家菲利普·汉什尔（Philip Hensher）的一部最新力作。这部带有一点自传色彩的小说描写了一段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岁月里，发生在英国谢菲尔德的两个家庭之间的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老实说，没看过。看介绍时，我想到是，这会不会是现代版的“呼啸山庄”啊？汉什尔先生除了创作小说之外，还是英国《独立报》的专栏作家。 【Philip Hensher】 3. 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1924-2004），对于现在的追星族来说，极有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不过对于老几辈的追星族们，这个名字应该是如雷灌耳。也许，严格地讲，白兰度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不过他所塑造的一系列舞台和银幕形象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穿着牛仔裤、T恤衫的所谓具有原始野性的现代男人形象比比皆是，这不能不说与他大有关系。现在有了一本白兰度传记《大人物：马龙·白兰度不羁而又辉煌的一生》（Somebody: The Reckless Life and Remarkable Career of Marlon Brando）出版了。对于曾经的白兰度迷们，这应该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这是1951年时的白兰度。应该是《欲望号街车》中的人物形象。自那以后，他便成了“原始野性的现代男人”的代表】 4. 《格拉汉姆·格林：书信中的人生》（Graham Greene：A Life in Letters）这部格林（1904-1991）书信集由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副教授理查德·格林（Richard Greene，跟那位大名鼎鼎的格林没有什么关系）编辑出版了。据说，格拉汉姆·格林堪称20世纪最热衷于写信的人之一。他每年要写2000多封信、明信片之类的给他家人、朋友等。在新出版的格林书信集中收录了他的400多封书信，多是他和一些（文学）名人之间的往来飞鸿。应该说，这本书信集对于相关的英美文学研究者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5. 面对已经研究了数个世纪的经典文学作家及作品，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很多初涉研究领域的人对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扰。现在，马祖莉·嘉宝（Marjorie Garber）女士的《莎士比亚和现代文化》（Shakespeare And Modern Culture）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书中引经据典，列举了很多德惠于莎士比亚的现代文化的范例。研究可以这么做——与现实相联系，让人们看到，其实经典并非远离我们大众，经典已经进入了我们大众的生活之中。 【Marjorie … Continue reading →

为了提升传记作品的艺术和学术地位，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生院成立了一个传记研究中心。传记作者和研究者们可以在这里会面、交流、工作。 这个中心动用了370万利昂·列维基金。中心计划今年提供4份奖学金给研究者和相关从业者，另外还要向在纽约城市大学求学的从事传记研究的研究生提供两份奖学金。明年还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两份奖学金。 这个中心将被定名为“利昂·列维传记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现在的主任是历史教授，传记作家戴维·纳韶（David Nasaw，右图，男）。而最早提出建立中心设想的是另一位著名的，已经发表多部传记作品的传记作家南希·米尔福德（Nancy Milford，右图，女）。 纳韶表示该中心也欢迎正在从事电影、电视和连环画工作的传记作者，也欢迎其他国家的传记作者。为这个中心工作的传记作者将会有6万美元的年薪，但不解决住房。据纳韶介绍，已有超过100名传记作者提出了工作申请。 纳韶表示，该中心将会资助每年一度的传记学国际研讨会，也会每年资助一名正在研究一个项目，并将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传记作者。 我以为这个消息对于很多正在准备申请出国读研的同学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消息。有志于传记研究的同学不妨试试。

《纽约书评》四君子之一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去世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美国著名女作家、评论家、《纽约书评》创始人之一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12月2日在曼哈顿去世，终年91岁。 　　大哲学家以寒亚·伯林曾说，哈德威克是他所知最聪明的女性。 　　她的死讯系12月4日，由其独生女儿哈丽叶·洛厄尔宣布。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生于肯塔基腹地，大学毕业后到纽约寻梦，写小说，1949年嫁给了大诗人罗伯特·洛厄尔，后者才华盖世，也是个神经病，一阵子躁狂，接着一阵子郁闷，轮回不息。直到1970年，洛厄尔丢下她，到伦敦与英国女作家卡洛琳·布莱克伍德双宿双栖。前夫日后在诗中的悔罪，难以消减哈德威克受到的公开羞辱，痛苦之余，她宁愿选择与同性恋男伴出双入对。 　　1962年到1963年间，印刷工持续罢半夜凉初透工114天，《纽约时报》及所属《时报书评》停刊，知识分子断粮。哈德威克与罗伯特·西尔维斯，以及杰森和芭芭拉·爱泼斯坦夫妇，向来对《时报书评》的"低水平"文章不满，大罢半夜凉初透工俨然天赐良机，四君子由是在饭局上议定，创办新刊。 　　《纽约书评》首期于1963年2月1日问世，双周出刊，始终由芭芭拉·爱泼斯坦和西尔维斯联合主编，并以关心政治，放眼世界，珍重文化，拒斥油滑、媚俗的办刊方针，迅速赢得了知识阶层的厚爱，至今盛名不坠。爱泼斯坦女士于2006年6月去世。四年前，伊丽莎白·哈德威克为《纽约书评》写下最后一篇评论，从此淡出文坛，直至安然辞世。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7年12月12日】

野马导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作品的魅力是在多个层面上显现出来的。而其作品中的游戏则是纳博科夫创作中的重要特色。尤其在《绝望》、《洛丽塔》、《微暗的火》等作品中，游戏的设置和游戏成分的运用更是十分突出。本文探讨和分析了纳博科夫部分主要作品中的游戏的设计和呈现方式、以及多种游戏成分的存在。通过这样的探讨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作者的美学思想、创作理念，及其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游戏[①]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在他的《诗歌和残局》(Poems and Problems, 1970)中，因为把诗歌和国际象棋的一些残局棋谱并列而辩解说，"象棋残局棋谱的设计者需要和任何一种艺术的创作者一样具有相同的优点：独创能力、创意丰富、简明扼要、心境平和、构思精巧、以及绝妙的故弄玄虚。"[9](P15) 可见，纳博科夫是把游戏和他的文学创作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玛丽·麦卡西在评价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Pale Fire, 1962)时，曾把这部作品称作是"一个给人惊喜的玩偶盒子(a Jack-in-the-box)、一块法贝热(Fabergé)珍宝、一个可上发条的玩具、一局残棋、一枚诡雷、一个给评论者设置的陷阱、一个猫鼠游戏、一部‘自助式'(do-it-yourself)小说。"[5](P21) 换句话说，这部作品是作者给读者搭建的一个迷宫，读者可以在其中奔来跑去，而作者又时时与读者捉着迷藏，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会有惊奇发现的游戏。麦卡西在这里并没有夸大其词。纳博科夫在其作品中和读者游戏的例子、以及作者在创作中追求语言的游戏效果(playfulness)的例子俯拾皆是。 一、智力解谜游戏 在《评注本<洛丽塔>》(The Annotated Lolita)的序言中，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Alfred Appel, Jr.)教授这样写道，"阅读和重读[纳博科夫的]小说的过程就如同在做一个探询真莫道不消魂相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作者和读者都是参与者。"[2](Pxv) 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戏谑的模仿、各种机缘巧合、以及"戏中戏"(the-work-within-the-work)之类的技巧等等，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纳博科夫运用这些因素和手段给读者营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虚幻世界。在这里，读者的阅读经历就仿佛是在和作者玩着"猫和老鼠"的游戏--悬念无时不在，你不断被逗引着，想象着各种可能的结局。在《洛丽塔》的开头，纳博科夫借亨伯特之口，絮絮叨叨地说： 在她之前还有过别人吗？有的，确实有的。事实上，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洛丽塔，要不是我在那一年夏天曾爱上过一个女孩童。那是在一个海边的王国。噢(你问)什么时候？洛丽塔还有多少年才降临世间，那年夏天我的岁数就是多少。不用说，杀人犯的行文风格总是这么与众不同。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一号证据正是那些天使们，那些被误导的纯朴而又高贵的天使们所嫉妒的。瞧瞧这乱糟糟的一团。[7](P9)[②] "洛丽塔"是谁？这位说话者怎么了？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会发现这短短的数行文字中其实隐含着很多蹊跷。纳博科夫似乎要告诉你些什么，但又好像什么也没说。想要了解真莫道不消魂相吗？那么就由作者引领着你继续去做他给你设计的游戏吧。就这样，读者被一步步带进一个连环侦探游戏--先是要查清为什么会有"洛丽塔"，为什么要有她？以及叙述者亨伯特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又要不停地去猜测到底是谁在威胁着亨伯特和他的"洛丽塔"的好事？直到最后读者和亨伯特同时将克莱尔·奎尔蒂侦查出来，谜底被揭开，游戏便结束了(Game Over!)。 应该讲，纳博科夫所设计的最经典的解谜游戏当数他于1962年发表的《微暗的火》。作者本人在完成了这部小说之后，马上给普特南出版公司的沃尔特·闵顿寄去两册，并颇为激动和得意地说，"我相信你一定会一头扎进我的这本书中，就像进入到一个蓝色的冰窟，一下子透不过气来，再次进入，然后爬上来（大约到126页），乘着雪橇回家，感觉兴奋而又欣悦，仿佛从我精心架设的篝火所发出的温暖正向你袭来。"[3](P424) 从纳博科夫自己的这段描述文字中，我们就已经能够感觉到他的这部作品所具有的极强的游戏(playfulness)特征。 《微暗的火》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由作为主人公之一的查尔斯·金伯特(Charles Kinbote)所作的前言；第二部分则是另一位主人公约翰·谢德(John Shade)教授所作的题为"微暗的火"的长诗，诗歌分四个诗章，共999行；第三部分是金伯特冗长的评注；最后是索引。在金伯特冗长的评注中，他还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位背井离乡的赞布兰(Zemblan)国王的故事。不难看出，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金伯特自己。而与赞布兰国王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是雅格布·格莱德斯(Jacob Gradus)--一个小丑加恶棍的形象--长途跋涉，欲行刺国王的过程。 显而易见，小说《微暗的火》展示给读者的故事的真实性是多层次的和不确定的：谢德的故事是他的自传体诗歌，描述了他的家庭生活，其中根本没有涉及到金伯特其人；而金伯特所讲的故事是关于那个远离了"遥远的北方故土"("distant northern land"[8](P315))的、背井离乡的同性恋国王，以及那个追杀国王的小丑格莱德斯。还有一个层次是小说留给读者的一个谜--如何去判断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在《普宁》(Pnin, 1957)汉译本的"译者的话"中，翻译家梅绍武先生就曾指出，"纳博科夫喜欢制谜，结构有时来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1](P6) 的确，任何对于《微暗的火》的文本的理解，都得仰仗读者的能力去对作者提供的总体结构进行定位，并对其加以拆解和阐释。因为，"[纳博科夫的]许多游戏都是涉及结构的游戏，你必须首先解开这些结构之谜，才能准确地理解他的小说。"[4](P150) 当然，如果一味地让读者迷失在复杂的结构之中，得不到任何有所发现的喜悦，那么读者肯定会失去继续游戏的兴趣。所以纳博科夫又暗暗地给读者一些暗示，适时地引逗一下有点感到茫然的读者。例如小说中关于谢德教授的死，经过作者的暗示，读者发现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可能是这样的：金伯特从法官戈兹沃斯(Goldsworth)那里租了一套住房，而这位法官将一位"杀人狂魔"("homicidal maniac"[8](P83))送进了监狱；杀手格莱德斯就是那位"杀人狂魔"，他从监狱里出来，一心要报复这位法官，最后机缘巧合地错把谢德教授当作是戈兹沃斯法官给杀了。（当然，这只是一种解读而已。）这样，读者获得了发现的满足，而纳博科夫大概也在什么地方窃笑吧。 纳博科夫在制谜的同时还会经常毫不犹豫地将读者"牵扯"进他的构思，"迫使"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游戏本来不是一个人玩的嘛。让读者在猜谜的同时感觉也在参与制谜，岂不更是有趣？纳博科夫的这种引逗读者"伎俩"无疑是很成功的。所以，在《微暗的火》这部小说中读到这样的话也就很自然不过了： 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与前一个诗章相比，格莱德斯现在是离我们更近了。他一头黑发，留着平头。我们可以自然地想到他那张阴郁的长方脸上都有些什么，一对浓眉、下巴上的小肉瘤之类的。他面色红润得有点反常。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他那有点让人感到困惑的视觉器官的结构。我们看到他多愁善感的鼻子，弯弯的鼻梁和勾勾的鼻尖。我们看到他铁青的下颚，和一簇簇纠缠在嘴唇上的胡须。[8](P277) 纳博科夫在这里不断重复的"我们"，不言而喻，将所有的读者都包括在内。在这里，作者仿佛要让读者知道--你不是仅仅是一个机械的阅读者，你也在参与创作。 … Continue reading →

野马导言：今天我们的外国文学读者想来不会对著名的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陌生。而《洛丽塔》的坎坷出版历程背后的种种故事想必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其坎坷背后的故事所包含的意义则更加耐人寻味。籍此旧文，野马意在讲讲那背后的故事，并琢磨琢磨其中的奥妙......   一段历史，一种解读 --《洛丽塔》的坎坷之路     俄裔美籍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成为畅销书，并为其作者带来金钱和声誉以前，其实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艰难历程。早在《洛丽塔》全部完成之前的1951年底，纳博科夫曾经第一次明确地提到了他正在创作之中的这部作品。他向维京出版公司的编辑帕斯卡尔·科维奇介绍了他的这部新作的基本情节。然后，在《洛丽塔》完成之后的1953年底，纳博科夫又再一次向科维奇推荐了这本小说。但是很显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1954年初，维京公司正式拒绝了纳博科夫的出版请求。事实上，这并不是纳博科夫所遭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此前，纳博科夫曾经把他的手稿寄给《纽约客》，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编辑凯瑟琳·怀特明确表示《纽约客》对《洛丽塔》不感兴趣。而当时最有可能帮助纳博科夫出版他的新作的是詹姆斯·劳夫林及其以引领文学革莫道不消魂命为己任的"新方向"出版公司。不巧的是，1954年的整个上半年劳夫林都在国外，所以无法及时读到纳博科夫的小说稿。 事实上，造成当时《洛丽塔》迟迟得不到发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纳博科夫坚持要匿名发表他的这部小说，甚至要求《纽约客》和"道布尔戴"等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为他保守秘密：如果把他的手稿给别人看（以征求意见）的话，不要透露作者的名字--这一点再次说明纳博科夫清楚地意识到《洛丽塔》的内容一定会冒犯公众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评判标准，而纳博科夫本人并不希望直接卷入一场无谓的是非纷争之中，更不想被因此而扣上"色情作家"帽子。纳博科夫提出匿名发表的要求一方面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倚重出版社影响力来引导读者的评判取向，为自己树立信心--即由出版社来说服读者《洛丽塔》不是一本色情作品，而是一本严肃的书。而站在出版方的立场上，出版当然是为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作品本生具有极高的质量以外，有时候，作者的声誉和人格魅力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而对于有争议的作品，如果不能确定会带来效益的话，出版方当然会不予考虑--事实正是如此，《洛丽塔》在法莫道不消魂国出版以前，至少有四家美国公司拒绝了纳博科夫的出版请求；而如果出版方同意匿名发表的话，则有可能会使得可能出现的指责和攻击、甚至制裁全部指向出版社，从而使出版社蒙受更大的经济损失。这正是多家出版社不同意为纳博科夫匿名出版《洛丽塔》的主要原因，或者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上述分析，"新方向"的劳夫林反馈给纳博科夫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证明。1954年10月初，读完了纳博科夫的手稿之后，劳夫林在给作者的回信中告诉纳博科夫说，他们（他和另外一位编辑）一方面认为《洛丽塔》是一部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予以发表；但是同时，他们也担心，由于小说的内容，出版方和作者都会因此而遭受可能的谴责和攻击。另外，劳夫林也认为纳博科夫的匿名发表的愿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他非常肯定地指出，因为纳博科夫的写作风格的独特性，所以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笔名，读者也会很容易辨别出作者的真实身份，除非纳博科夫愿意到国外发表他的作品。显然，劳夫林委婉地拒绝了纳博科夫。此外，《党派评论》的反应可以作为又一个证明。1954年11月，《党派评论》曾经试图节选几段《洛丽塔》中的片断来发表。由于纳博科夫坚持要求匿名刊登，最终《党派评论》表示不可能接受匿名的请求；一年之后，尽管纳博科夫同意使用真实姓名来发表节选，《党派评论》也未给予迅速的回应，因而不了了之。 也许是受到了劳夫林的来信的激励和启发，纳博科夫很快（1954年10月）就联系到了法莫道不消魂国的"法拉，斯特劳斯和杨"出版公司。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反倒是之后不久与纳博科夫取得联系的法莫道不消魂国奥林匹亚公司捷足先登，很快与纳博科夫达成了协议，并且纳博科夫也不再坚持要求匿名。于是，1955年9月，英文版《洛丽塔》在法莫道不消魂国巴黎由奥林匹亚公司正式出版发行。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重要：当时的奥林匹亚公司是一家毁誉参半的出版机构，因为它既出版发行先锋派的文学作品，也出版色情文学作品。而且，几乎所有由巴黎的奥林匹亚公司出版的英文书目，在英国和美国，都是遭到查禁的。这也是为什么纳博科夫一再向奥林匹亚的老板吉罗迪亚强调其作品的严肃性的原因吧。当然，《洛丽塔》最终也未能摆脱一度遭到查禁的厄运。 奥林匹亚出版《洛丽塔》之后的近半年的时间里，既没有广告宣传，也没有推介任何专题评论。因此，《洛丽塔》的反响不大。当然，这个时期的美国的出版界中，也没有哪一家公司表示出对这本书的兴趣，尽管纳博科夫曾经做过努力。但是，1956年最初的三个月里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围绕《洛丽塔》的事件很快改变美国出版界的这种态度。首先是英国著名作家格拉汉姆·格林和约翰·高登之间的争论--格林于1956年1月中旬在伦敦的《星期日时报》上发表文章，将《洛丽塔》列为1955年度的三篇最佳小说之一；紧接着高登于同年1月底在《星期日快报》发表了相反的观点，他声称"这是我所读到的最肮脏的一本书。纯粹是一本毫无节制的色情玩艺儿--所有出版这本书和销售这本书的人都应该被关进大牢"；而格林也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并成立了所谓的"约翰·高登社"来讽刺挖苦高登的言帘卷西风论。其次是法莫道不消魂国颇具声望的加利马尔出版公司于1956年3月开始着手出版法文版《洛丽塔》--由于加利马尔的主管一向以严谨刻板著称，所以加利马尔的这项举措无疑大大提高了小说在公众中的声誉。此外，法莫道不消魂国最具盛名的文学杂志《法兰西小说月刊》也决定先期刊登法文版节选。这些无疑使得《洛丽塔》变得声誉雀起。此时，一些评论家们开始发表评论，高度赞扬这部颇具争议的作品；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把这部作品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亨利·詹姆斯、普罗斯特等的作品相提并论。结果是，在纽约，一本走私进来的由奥林匹亚出版的《洛丽塔》竟然卖到了20美元。无疑，这使得美国的出版界看到一座不小的金矿。多家出版公司开始对《洛丽塔》趋之若鹜。据说1956年4月的四天之内，至少有四家美国的出版商主动与纳博科夫接洽，商讨《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事宜。 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又使得几乎所有的美国出版商退缩了。1956年6月至11月间，美国海关多次扣押了奥林匹亚出版的《洛丽塔》。尽管最终都放行了，但这无疑也让一部分人心存疑惑，出版商们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奥林匹亚的《洛丽塔》在伦敦图书馆遭到查封；法莫道不消魂国内政部也迫于英国官方的压力把《洛丽塔》列为禁莫道不消魂书之一。这也导致了1956年底至1957年初影响颇广的"《洛丽塔》事件"。这一事件一方面进一步扩大的《洛丽塔》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很多美国的出版商不敢贸然投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有两家美国的出版商在谋求《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 随着《洛丽塔》最初的起起伏伏，美国的出版商所表现出来的反反复复更进一步地映忖出美国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追求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的行为准则。他们运用零逻辑的思维方法进行否定推论，排除任何可能的障碍和不利因素，把取得最大利益作为他们的行为指南。在《洛丽塔》这件事情上，美国的出版商们所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归纳式和操作主义特征的思维模式。正如斯图尔特和贝内特所分析的那样，美国人"对将来的规划，以及对成绩衡量标准的仔细考虑，大都体现了诸如受益比、利润额这一类的操作主义原则"。还有一个细节可以对此作进一步的证明：在纳博科夫与出版商们的接洽过程中，他一再要求出版商为他的《洛丽塔》辩护；而他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出版商们的积极的回应（只有普特南公司明确作出了委婉的承诺，这也正是它可以后来居上，成为《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商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就说明，对于出版商们来说，《洛丽塔》是否是一本严肃的书这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够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才是他们决定是否出版一本书的判断标准。   【本文刊载于2006年10月25日之《中华读书报》,题目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