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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坚持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够资格归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他认为最近20年来，“中国作家自己背叛了文学，他们为了赚钱而下海之后，放弃了创作”。他说，“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他们的语言水平都太低了。……他们没有什么思想，语言水平也太低了。另外他们写作都是匆匆忙忙，莫言的《生死 疲劳》是40多天之内写完的，另外一部作品是90天写完的，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800页出来，从德国的角度看， 他很有问题。” 2. 《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的作者、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学院教授卡尔·罗利森在他的这部传记中指出：“苏珊·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的一大礼物是告诉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思想界”。该书还强调说，“桑塔格已成为无法逃避的品牌”。 3. 有消息称，为遏制外国文学出版领域侵权频发和粗制滥造，出版界有识之士呼吁——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应设准入制。【旁白：好是好，但不知是否实施起来又弄成考一堆证书了事？】 4. 柴静引述刘瑜（《民瑞脑消金兽主的细节》一书的作者）的话说：“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不同，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智力的不同，而仅仅是因为对事实掌握得不同”。 5. 不许联想带三个表的王小峰说：“无耻和无知是双胞胎，当一个人以无耻的方式成名，一定有众多无知的人在鼓噪”。 6. 东东枪说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有害的”。 7. 非非的非在她的小八卦里写到： 在twitter上看到一句：路遥知马力不足，日久见人心叵测。 有趣。 我置换了一下：路遥知马力叵测，日久见人心不足。也成立。 中国人民的文字游戏真是好玩得紧。 8. “人是唯一让人脸红的动物”——《东方文化西方语》的翟华的一篇文章标题。据说源出马克吐温对达尔文理论引申：Man is the only animal that blushes. Or needs to（“人是唯一会脸红的，也应该脸红的动物”）。

她不顾一切地要活下去，哪怕依靠谎言。但结局注定是悲壮的失败…… 苏珊·桑塔格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人有两种死法，一是“好死”——快而没有痛苦，相当于中国人常说的“善终”；另一种是“坏的死”—— 漫长的拖延，无法压制的疼痛，将垂死者自己和亲友统统拖入痛苦的深渊，夹杂着惊恐、内疚和懊悔。在大卫·里夫（DavidRieff）看来，妈妈的死正是“坏的死”。 他是伟大的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独子，陪伴母亲度过了人生至为痛苦的最后几个月，直到她于2004年12月28日死于白血病。他关于母亲最后时日的回忆录《死海浮沉》（Swimmingina Sea of Death）于2008年初由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 在被白血病最终击倒之前，桑塔格曾两度罹患癌症，先是1970年代的乳腺癌，然后是1990年代的子宫癌，但经历漫长的求医和痛苦的化疗，她两次死里逃生。她自视甚高，认为凭其意志力可以战胜一切，甚至死亡。“我妈妈得病的时候，深信所有的规则都对她无效。”里夫说。 这一次却不同了。在绝症面前，人们心目中那个坚强而孤高的女智者，终于还原成了凡人的模样——正如凯蒂·洛菲（Katie Roiphe）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所说：平凡得令人吃惊。里夫回忆，在确诊回来的路上，桑塔格望向车窗之外，口中道了声：“喔。” 她告诉里夫：“这次，这辈子头一次，我不再觉得自己特殊了。” 在书中，里夫试图从更深处去了解母亲。他想弄明白的是，母亲是否真的认为自己太特殊了，从而不能去死？她成名甚早，年纪轻轻已是全国敬畏的知识分子。她拍电影，写小说，搞文论，每本书的出版都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大事。她在战火连天时去萨拉热窝排演话剧，抨击阿布格莱布的虐囚事件，轻易从另一个国家的监狱里救出晚辈知识分子——她似乎无所不能，又怎会轻易接受也像平常人那样死去的现实？她两次对战死神，两次将敌人击倒而完胜，而这一次，不堪一击的又怎会是自己？她用尽一切办法，有时是一个人在战斗。然而，失败的骨髓移植，反复的感染，不停地入院急救，紧绷的神经屡次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在互联网上查找更多更好的治疗办法，就是不肯服输，就是不承认她已经成了垂死之人。 里夫以极其冷静的笔调写母亲的病痛，甚至探究这些徒劳的战斗究竟是出于傲慢还是勇敢，是妄自尊大还是求生的本能？他写道，母亲必须得去相信别人已经从癌症那儿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死亡，因为“在死亡面前，知识毫无用处，战斗的意志毫无用处，医术毫无用处”。 但她是苏珊·桑塔格，她不会去相信这些。不仅自己不信，也不准别人相信。“她最想让我做的，便是坚定地拒绝接受她‘有可能’活不下来的想法。”里夫写道，在母亲剧痛，失禁，而且半昏迷的状态下，儿子也得“用欢欣鼓舞的声调告诉她，与前一天相比，她好像看起来好多了。” “她想让人们对她撒谎。”2月13日，在接受网络杂志《Salon》的长篇专访时，里夫说，“我的意思是，她不想人家骗她，但她想活下去。她希望我和她生命中的其他人能给她一个保存希望的理由。我感到我必须得那么做，不管我本人的想法如何。” 里夫说：“她不惜一切代价要活下去。当她说：‘我对怎么活着不感兴趣’时，她就是这个意思。她是那种无法承受消失——死亡——的人。所以，她会为了每一口气而战斗，不管要为此承受多大的痛苦。” 作为读者的我们，倘若未曾亲眼看到亲人经受这样的折磨，读到这里，你一定要责怪里夫不孝。但他当真是个孝子，母亲徒然遭受的痛苦让他心如刀绞。他在书中未曾直接描写母亲的病况细节，但对《Salon》讲了一些。“移植过后，一切都要多糟就有多糟。她就像在遭受 ** 。”里夫说，“她一死去，我就请房间内的其他人离开。我要真切地看一看。我不管不顾地脱去了她的上衣。她全身上下都是溃疡。她的身体，从嘴里到脚趾都是溃疡。痛苦必定十分强烈。她看上去不再疼痛了，这么说，真的死去，反倒轻松了。在最后那几天，她有些退让了。她讲话的时候，讲的也是遥远的过去——讲她的父母，讲她30年前打过交道的人。她的心思不在现在，也不在我们某个人的身上了。然后她滑入了昏睡。然后她死了。这不可怕。” 30年前的那场抗癌经历，让她写出了《疾病的隐喻》一书。她在书中主张疾病就是疾病，反对将特殊的意义加诸疾病之上。她指出，“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 那么，在最后的这场战斗中，她又赋予了疾病何种想像和意义呢？也许是她自己——她对自己的想像，以及她之所以成为苏珊·桑塔格的意义。 伟大的、美丽的、永不折腰的苏珊·桑塔格终于得到了解脱，愿她安息。 病重期间的苏珊·桑塔格被飞机从西雅图运回纽约。 摄影：安妮·莱波维茨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80305】

1.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无疑是美国迄今为止最频繁地被世界各地的人们引用、吟诵、赏析、和批评的诗人了。在中国，他的几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更是成了一些文学爱好者们反复把玩（批评赏析）的首选。1963年弗罗斯特去世以后，学术界对诗人的研究不断深入，长盛不衰。然而，去年年初（2007年1月）在美国出版一本《罗伯特·弗罗斯特笔记》（The Notebooks of Robert Frost）在今年年初却迎来一轮猛烈的批评和指责。原因是英美有几位弗罗斯特研究者发现《笔记》的编者罗伯特·法根（Robert Faggen）在编辑过程中出现了数百处，甚至上千处误抄和讹用。法根辩解说，这实在是由于弗罗斯特的笔迹过于潦草，难以辨认造成的。无论如何，这本《笔记》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这应该引起我们国内的弗罗斯特研究者们的注意。 2. 2008年1月，美国文坛一位名叫爱德华·霍奇（Edward D. Hoch，见右图）的老人去世了，享年77岁。爱德华·霍奇这个名字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的美国文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但是他的一项成就却使我们应该对他加以关注：根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位最为高产的神秘小说作家——在过去的5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创作发表了900多篇神秘小说，以及若干篇长篇小说和科幻小说。2001年，霍奇还获得过“美国神秘作家大师”的称号。也许，这位已故的牛人早晚有一天也会进入我们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野。 3.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对于美国文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中外关于这位特立独行的伟大诗人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岁末年初，我们又看到的庞德的新的研究成果的发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庞德传记《诗人庞德：其人其文》的第一卷《天之骄子：1885-1920》。该书的作者是一位庞德研究专家，名叫戴维·穆迪（A. David Moody）。穆迪的这部专著在学术界的口碑极高，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的最好的一部庞德传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相信这部传记也会成为我国庞德研究者们案头的一部必备的资料。 的确，说起庞德，我们就会想到艾略特对他的赞扬，说庞德是一位“Il Miglior Fabbro”（技艺精湛的匠人）。对此，庞德那首“在巴黎地铁车站”就是一个最好诠释。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4. 本人时不常地会对自己在美国文学方面的研究沾沾自喜。其实，事实是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只能算略知皮毛。你看我此前就根本不知道罗伯特·平斯基（Robert Pinsky，见右图）是何许人。当然现在我对他也只是稍有了解：因为他最近推出了他的第七部诗集《海湾音乐》（Gulf Music）。其实这位平斯基很不得了。他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位连续三届荣赝桂冠诗人称号的人物。他在美国当代诗歌届的声望远远超出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美国诗歌爱好者们可以对他多加关注。这里引用他的一首诗歌（英文原诗）便对他有个初步的直观的了解： Poem of … Continue reading →

野马导言：苏珊·桑塔格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位视角独特的文化斗士和风格鲜明的文论家、小说家。她的社会批评及其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所作的贡献使得她成为了美国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同时，她也是一位永远的关注社会议题的激进主义者。本文拟从苏珊·桑塔格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这一角度来探讨她作为关注社会议题的激进主义者的一生。同时点评其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意在指出桑塔格作为一位激进主义者身上所一贯包含的超越了国家、民族、种族樊篱的广泛的人文主义情怀。   苏珊·桑塔格：美国当代文坛关注社会议题的激进主义者 --兼评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   2004年12月28日，美国当代著名的文论家、小说家、和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因病去世。第二天的英国《卫报》发表了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纪念桑塔格的悼念辞。在悼词中，阿特伍德对桑塔格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概括性评述： [桑塔格]是一位独特的、勇敢的女性。不管你是否同意她的观点，她永远都是一位勇敢的、非凡的思想者。她总是让你思考。......不管她在想什么，也不管她想到了什么，反正肯定不是人们已然熟知的观点。她把那些既定的观念扔进粉碎机，而对事物进行重新审视。她就是那位已经长大了的、在"皇帝的新装"里讲真话的孩子。当孩子们说皇帝赤身裸体时，你会告诉他们不要公开讲出这些东西。当成年人说出这些时，他们会麻烦不断--而她根本不在乎引火烧身。① 阿特伍德的评述非常精辟地勾勒出了桑塔格特立独行的个性，及其作为一位激进主义者的一生。正如阿特伍德所指出的那样，桑塔格一生都敢于仗义执言，永远是那位"讲真话的孩子"，不会为了保护自己而有所保留。这使得她经常成为各种争论的焦点。而她从其早期的"新左派"立场到其晚年的向保守主义的转变，也招来了人们对她的种种批评之声，认为她的思想常常自相矛盾，悖论重重。然而，桑塔格对于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各种社会议题的关注始终是其文学和理论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她始终一贯的生活态度，也是构成其激进主义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苏珊·桑塔格而言，激进主义既指其个人思想意识的前卫和特立独行，也包括其积极行动的态度--即，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想法，那么就要将它付诸实施。而桑塔格所关注的社会议题既有代表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政治活动，也有超越了政治范畴的泛人文关怀。这种关怀超然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外，是对他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基本关注。这几个方面在桑塔格身上相互紧密关联，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桑塔格便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她对一些社会议题的关注和热情始终持续不断。和她的美学思想一样，桑塔格的政治思考也总是视角独特，引人关注。面对自己所感兴趣的重大政治问题，她能够提出富有激情的、会引起颇多争议、且同时又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独到见解。她的针砭、她的批判总能切中要害--你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你无法回避它的存在。在桑塔格看来，作家应该是持有不同政见且具有清醒意识的社会批评家，应该为了唤醒社会良知、维护社会正义而呼号呐喊。正如她在"作为批评家的作家之职责"（1966）一文里所表述的那样："美国作家的一项任务就是用最大的嗓门冲着那些愚蠢、丑陋和伪善的人们，冲着我们政府的政策和在越南的行为所要承担的不道德的、可怕的危险大喝一声......作家应该是持异议的少数派中的前卫，他们是有胆量且忧患的人们，是说‘不'的人们，是那些哭喊‘住手'的人们"③。不难看出，桑塔格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作为作家的这样的一种职责。 桑塔格曾经说过，在记述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美国对于古巴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干涉、以及美国对前南斯拉夫内部的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运动和民族战争的镇瑞脑消金兽压，等等事件的时候，她是带着一种悲伤的情绪来做这些的④。1968年的越南之行导致桑塔格发表了阐述其激进主义思想的《激进意志的风格》一书⑤。在其中的"河内之行"一文中，桑塔格明确表达了她对美国的不满和对越南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同情与支持，因为她看到了美国的炮火给越南人民的美好家园造成的灾难，看到了在美国的炮火下越南人民的苦难甚至绝望的生活。尽管桑塔格在文章中坦诚，在她和越南人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但这绝不能掩盖她对于美国到处施行暴力，借维护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之名践踏别国主权，从而造成更为巨大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灾难的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义愤填膺。同样的激进主义思想在她的另一篇文章"关于热爱古巴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正确方法的几点思考" ⑥（1969）中也有清晰的表述。 不可否认，桑塔格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越南和古巴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她对越南和中国左派革莫道不消魂命成果的理想化的企盼，主要源于她在这一时期的新左派的政治立场。西方的新左派认为在僵化乏味的、到处弥漫着资本主义恶臭的西方发达国家中，追求社会进步和发展无异于天方夜谭，只有那些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度中正在进行着的激动人心的社会变革实验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因此，他们除了崇尚在本国的各种革莫道不消魂命尝试，反对 ** 以外，更多的是对古巴革莫道不消魂命和越南革莫道不消魂命，甚至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和较高的期待，期待这些第三世界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带给西方的傲慢和自大以猛烈的冲击⑦。作为一位积极的新左派人士，桑塔格的激进行为自然也呼应了这一基本的新左派思想。 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桑塔格在关注重大社会政治议题的同时所表现出来的明确的人文关怀思想和正义观。 1990年代初期，由于民族纷争，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解体，随之又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波黑战争。很快，以维和的名义，美国也卷入了其中。面对美国的武装政治，同时出于对其国人的无动于衷感到悲哀，桑塔格奔赴了当时的风暴中心，战争的现场--萨拉热窝。在萨拉热窝，桑塔格竭尽所能，举办各种义演活动，以此来表明她对萨拉热窝人民的支持。后来在被问道为什么要进入战火纷飞的战场时，桑塔格表示，"尽我所能去接近事实真莫道不消魂相是我的职责所在"⑧。接着，桑塔格强调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我信仰利他主义。我认为一个人偶尔应该为其他人做些事情--为那些与你毫不相干的人，并且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只是出于团结的考虑而为其他的人做些事情。这样说也许有些过于武断，但是我还是认为偶尔为他人做事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⑨。由此可见，桑塔格对于重大的社会政治议题的关注的核心其实是她对全人类能够享有美好生活的企盼和努力。为了全人类的团结、为了全人类能够共同享有美好生活，桑塔格的社会关注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狭隘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意识。她的这种看似违背或冒犯了美国本土利益的激进思想有时候会将她置于争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但她依然故我，决不妥协。 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爆发以后，在美国民众之中回响着一片同仇敌忾的复仇之声。此时的桑塔格依然保持了她一贯的客观和中立，并且非常理性地发出自己独特的，但却饱含真知灼见的振聋发聩之声： 承认这不是一次"胆怯的"对"文明"、"自由"、"人类"或"自由世界"的攻击，而是对自称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进攻又有何妨呢？美国正在承担为某种利益和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美国的领佳节又重阳导者和所谓的领佳节又重阳导者们已经让我们明白了他们可以随意操纵公众：建立信心和控制悲伤。政治--民瑞脑消金兽主制度体系中的政治本应该包容异议，增进坦诚，但现在已经被心理安慰所替代。我们可以共同悲痛，但决不可以一起糊涂。了解一些历史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刚刚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国家是强大的"，我们被一遍又一遍地灌输着这句话。而我们并未找到全然的安慰。谁又能怀疑美国的强大呢？但未必每位美国公民都这样吧！⑩ 毫无疑问，911事件是一场悲剧，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巨大灾难。对此感到悲伤和愤怒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不能只停留于表面，更不能利用这一悲剧来制造新的悲剧。桑塔格在此提醒人们去进行换位思考，冷静地去探究一下悲剧的真正制造者到底是谁？作为这一悲剧的受害者，美国真的毫无责任吗？同时，桑塔格在此强调指出了解自己、了解他人、增进沟通的重要性。从桑塔格的这段话语中我们不难觉察到她的真正意旨，即真正的强大应该是全人类的团结协作，并共同享有美好富庶的生活。否则，即便是号称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在某些时候也会显得非常脆弱。 纵观桑塔格激进的一生，人们也注意到，她在政治立场方面似乎是矛盾的、混乱的--从六、七十年代的左派立场到八十年代及其后的右倾；从对东方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运动抱有极高的同情和期盼，甚至主动为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运动摇旗呐喊，到后来的痛陈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是"长着一副慈善面孔的法西斯主义"11。那么这一切是否真的就像某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可以表明桑塔格只是为了标新立异，从而可以时时成为公众舆佳节又重阳论和争论的中心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依笔者之见，表现在桑塔格身上的所谓的"矛盾"和"混乱"恰恰说明了桑塔格始终在苦苦找寻着她渴望实现的政治理想，并且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和立场--因为她在关注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追求全人类可以共同享有的美好生活方面是始终一贯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苏珊·桑塔格始终是一位坚定的、激进的人文主义者。 构成桑塔格对社会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反映其人文思想的一个具体的、有力的例证）的是她对于癌症以及艾滋病患者的深切同情和关心，并且努力通过其对疾病的文化解读来唤醒全社会对于这些患者的生活状况的关切，从而可以尽可能地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 1970年代初期，桑塔格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她本人的这次患病经历使她有机会看到，在现代社会里，癌症仍然被包裹在愚昧可怖的氛围之中。人们谈癌色变，把癌症与死亡画上了等号。但是，桑塔格顽强地战胜了病魔。然而战胜疾病并没有让桑塔格感到无限欣悦和满足，因为她看到，对于患病者而言，最可怕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围绕疾病所产生的种种隐喻，即把疾病与社会的颓废败落联系起来，并把它看作是上帝对于罪孽和恶行的惩戒--包括波德莱尔和尼采在内的许多伟大作家、思想家都曾对这一隐喻乐此不疲。桑塔格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继而举起了抗击这种隐喻的大旗，并致力于破解包裹在疾病之上的咒语。在这样的背景下，桑塔格发表了《疾病的隐喻》12（1978）。这本书被当年的《新闻周刊》称之为"当代最具解放意义的图书之一"。在这本书中，桑塔格明确提出，由于疾病常常被用来比拟成对于各种政治的、军事的、亦或其它事件的倒行逆施所施加的惩罚，因此，消除疾病的最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就是要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这种模式化的隐喻思维--因为有关疾病的隐喻已经使得患病的人们甚至害怕接受治疗，使得他们认为接受治疗无异于承认了自己的种种罪孽和恶行，并让它们昭然于天下。桑塔格的论述将病人从围绕着癌症的种种污名中解放出来，同时也破除了这个长期以来一直顽固地存在着的、愚昧无比的观念，即"治疗可能要比疾病本身还糟糕"13。此后，桑塔格将她的关注视野从癌症进一步扩展到背负着更加恶毒诅咒的艾滋病，并发表了言辞犀利而又极富同情心的《艾滋病及其隐喻》14（1988）一书。在书中，桑塔格再次批判了把疾病和惩罚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模式。 不可否认，对于艾滋病，人们并不把它当成一般的疾病；它是一种社会禁忌，是一件可耻的、遭人唾弃的事情。对此，桑塔格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开始思考人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禁忌。她的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观察和思考。1986年11月24日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的这个短篇小说是美国第一篇以艾滋病为题材的小说--尽管"艾滋病"一词在小说中从未出现。这篇小说可以被看作是桑塔格对有关如何看待疾病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戏剧化的演绎，尤其是对她本人在《疾病的隐喻》以及《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本书中所探讨的一些重要观点的演绎。 "我们现在的生活"这篇小说的创作源起于一次亲身的经历。当桑塔格突然获知她的一个好朋友（先锋派导演约瑟夫·蔡金）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的时候，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将如何去面对这位病人？这位病人又将如何去面对他昔日的朋友，如何去面对他周围的社会？在思考着这些问题的时候，便有了这个故事的产生。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轰动。这不仅仅是因为其独特的令人着迷的叙事风格，更是因为它对人们应对危机的忠实而不失机智的、且极富洞察力的描写。乍看起来，全篇故事由一些令人困惑的、不太可靠的道听途说构成。通过描写一个很大的朋友圈子中的每一个人对于一位无名的患病者的种种反应，讲述了这位患者、以及他的朋友们与病魔斗争的故事。 "我们现在的生活"采用的是戏剧对白的手法，通篇都是没有加引号的对话，是朋友间互相的交流，表示他们对一位他们共同的患病的朋友的关心。尽管疾病的名称始终没有在故事当中出现，但是，通过朋友之间的只言片语，你可以肯定那是"艾滋病"。作为故事的中心，这位患者的姓名也从来没有被人提及。显然，桑塔格的这一处理方法本身也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作者似乎是在向读者表明当时的社会对于艾滋病以及艾滋病患者的一般态度--即两者都是人们刻意避讳的禁忌；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也想表明，不管是什么疾病，它都只是一种疾病而已，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从朋友们的只言片语中获悉的有关主人公过去的生活方式描述，似乎也暗示了社会上将疾病与惩罚联系在一起的一贯的思维模式--"他"是一位典型的都市人，收藏家，38岁，住在曼哈顿的一处豪华公寓内；被查出患病之前，他的生活方式很不检点；他吸烟、吸毒、与多位男男女女都有过性关系。但是，从作者的一笔代过、轻描淡写的处理方法可以看出，小说的重点绝非为了谴责或者诅咒，而是关于面对疾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加深理解、如何战胜病魔。 小说的标题"我们现在的生活"主要指的是患者周围的朋友，乃至社会各方对于艾滋病的态度和认识的改变。桑塔格在设计"他"的朋友的姓名时，用尽了所有的26个英文字母。通过这一象征性的处理手段，作者似乎想要告诉人们，当疾病来临时，没有人可以回避；大家都必须去面对，全社会都必须去面对，去共同抵御疾病带来的痛苦。 故事开始的时候，"他"的患病使周围所有的人都产生了某种焦虑："现在，人人都在为自己担心......这似乎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15。但是，随着时光一天天地过去，大家也逐步学会了去面对。人们看到，医院里的医疗方式在不断改进，病人不需要住在隔离病房，病房门上也不再张贴提醒探视者"注意传染"之类的告示。这让人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更多的人文关怀。病人在与病痛作斗争的同时，走出了人们给艾滋病营造的梦魇；他的朋友们也同样逐步摆脱了对于艾滋病的恐惧，并且终于能够发出这样的慨叹："难道我们不是至少也和他一样从中走出来了吗？"16他们经常轮流去探视他们的朋友，并且认识到其实这种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就像"他"的朋友之一希尔达所说的那样，"我知道我过去确实害怕知道某人得了那种病；对可能见到的和感受到的感到恐惧；但是在我第一次到医院去过之后，我感觉松了一口气；我再也不会有那种恐惧的感觉了；他看上去与我没有什么不同"17。"他"可以平静地和医生探讨艾滋病的话题，"他"的朋友们也可以坦然地在"他"的面前拿"艾滋病"来开开玩笑，因为"说出这个名称就是一种健康的标志，标志着一个人接受了他的现状--凡体肉胎、容易受伤、必须承担各种责任，毕竟这个世界没有例外；它表明一个人愿意，真正地愿意，去为自己的生命战斗"18。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包裹着艾滋病的咒语被解除了。一旦人们拥有了对于一种疾病的健康的认识，也就找到了通往健康的正确途径；距离最终解除病痛，获得真正的健康也就不会十分遥远。 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桑塔格用"他还活着"19来结束全文。这与大多数读者的期待大相径庭--因为人们一般认为讲述艾滋病患者的故事应该以其死亡告终。但是这样的结尾并不意味着桑塔格认为爱滋病人可以不必面对死亡。相反，桑塔格是要通过这样的结尾来告诉人们，"他"还在和艾滋病进行着斗争，我们与艾滋病斗争的路还很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对它过于心怀恐惧，更不要因为恐惧而刻意回避。勇敢面对，并积极配合治疗，这是我们应该拥有的正确心态。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她本人与癌症抗争的经历时，桑塔格说： 我很热衷于谈论癌症，谈论作为一个癌症患者的感受......这不是因为我有表露癖，而是因为我想要给人们以鼓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人（你的亲戚或朋友）得了癌症，或者有人早晚会得上癌症。我想要鼓励人们去接受很好的治疗。......我非常热衷于谈论这个病，并且要打破它的禁忌，尤其要打破那种病的禁忌--‘唉，你别提它了，那多丢人哪'--那只是一种病，和其它的病一样，只是非常严重罢了。20 桑塔格所说的"那种病"应该就是艾滋病。她的这番话进一步印证了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传达的深切的人文关怀主题--疾病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面对疾病时的态度；我们要打破疾病的禁忌，消除我们赋予疾病的种种隐喻，并勇敢地与病魔作斗争，这才是我们应该拥有的生活。 苏珊·桑塔格在文学创作和文化批评领域倡导先锋，对社会政治议题，尤其是民生议题热情关注，这使得她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成为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文化名人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对桑塔格的评价上一直存在不可调和的、褒和贬的两个对立的阵营。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不被桑塔格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叙事风格所折服。无论是她的文学创作还是她的社会批判、她的美学思考，她所表达的主题是始终一贯的。正如她的好友，《新共和》杂志的编辑利昂·威塞尔蒂埃所指出的那样："贯穿在桑塔格创作中的主题是她为了达到道德和美学之间的良好平衡而作出的一生的努力"21。在桑塔格身上，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这种道德和美学之间的平衡点--那就是其超越了国家、民族、种族樊篱的激进的人文思想。 注释： ① Margaret Atwood, "A Courageous and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