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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英语语言文学作为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中，有不少同学对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不能够充分理解，所以多有误解，甚至偏见。而这些误解甚或偏见往往源于他们并没有直接去阅读德里达的相关著作，只凭只言片语的道听途说，便心生畏惧，甚至产生厌恶。其实德里达也许并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他的学说所产生的影响（不管你承不承认）已经遍布在文学批评的各个领域——你可以不提及他，但是你不能假装他不存在，更不能否认的深远影响。 所以，正确认识德里达及其理论是极其有必要的。以下是由Mabokov整理摘录的一组德里达言帘卷西风论。在对德里达的认知方面，或许能够帮助到你。   关于哲学和解构： 我认为有一种思考理性、思考人、思考哲学的思想。它不能还原成其所思者，即不能还原成理性、哲学、人本身。因此它也不是检举、批判或拒绝。说存在着其他的东西要思考而且以不同于哲学的方式去思考的可能性，并非是对哲学不敬的一种标志。同样地，要思考哲学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超出哲学：也必须从别处着手。而在解构一词名义下被寻找的正是这种东西。 解构哲学，恐怕就是以那种最忠实、最内在的方式去思考哲学概念所具有一定结构的那种谱系，同时也是从某种它无法定性、无法命名的外部着手，以求确定那被其历史所遮蔽或禁止的东西，而这种历史是通过一些对有利害关系的压抑而成就的。   关于解构的本质： 解构是那种来临并发生的东西，不是大学里限定了的东西，它并不总是需要一个实施某种方法的行动者（agent）。 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普世的有效性…… 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其次，解构的责任自然是尽可能地转变场域……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 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 解构不是“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种肯定，一种投入，也是一种承诺。 [解构]究竟对什么说是呢？……首先对思想说是，对那种不能被还原成某种文化、某种哲学、某种宗教的思想说是。对生活说是，也就是说对那种有某种未来的东西说是。对要来的东西说是。……对思想、生活与未来来说，不存在终极目的，只存在无条件的肯定。   关于文学： 文学这个观念暗示的就是作家有权自由言说，也觉得自己被承认有无论什么都可以说的权力。因此，对我来说在文学与民瑞脑消金兽主制度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意思的同盟关系，即政府不能干涉，无权限制的那种公开说话、公开出版的权力。即便事实上政府有所干涉，但那总是被认为并被感受为见不得人的，因为文学制度本质上是对这种权力的承认。因此，我觉得文学具有这种与民瑞脑消金兽主制度史、权力史，因此也是与启蒙的关系。从某种角度上看，也是与公开发言权的关系。即便这种权力并不总是得到尊重的，但原则上是这样的。 如今的作家——思想家与作家们常常是权威政体或极权政体的首要打击对象。 我们认为文学，即写作与说话的自由在全世界都是根本性的。因此，这也是严肃对待文学、对待文学事业的一个理由。   关于翻译： [翻译对于一般解构来说就是问题本身。]首先是因为翻译就是那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间，因此也是在边界处所发生的东西。……另一方面，即便在我们自己所说的语言内部，比如我所说的法语，也可以说存在着内部翻译的问题。 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而一种语言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这种语言多样性正是解构所专注与关切的东西。 结构哲学，自然就是对某种语言指定某种思想这种局限性的关切。一种语言可以赋予思想以各种资源，同时也限制了它。因而必须思考这种“有限”的资源。 我想每回我们借助解构挣脱一种霸权并从中解放出来，就重新质疑了一种语言的那种没有被思考过的权威。 正是[语言中]那种抗拒翻译的东西在召唤翻译。 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  

　转载谢天振老师的长文一篇，谈我国文学翻译30年来的发展。（原载《文景》2009年第一、二期合刊） 　　                     谢天振：2008年翻译文学一瞥 2008年正好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别的历史纪念意义的时间，编选2008年的翻译文学卷，一种特别的感触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这三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译介所经历的曲折，所跨越的坎坷，所取得的辉煌。 　 　我清楚地记得，1978年年底，国内第一本专门介绍国外通俗文学的杂志《译林》创刊，乘当时全国各地的电影院正在热映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之际，《译 林》创刊号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同名长篇小说的译本，引起读者热烈反响，几十万册的《译林》一销而空。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后来不得不一版再版。我当时也是 第一次读到当代西方的通俗小说，那种新鲜感和刺激感，至今记忆犹新。翌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后已经绝迹了几十年的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美国通俗文学名著 《飘》重新印刷出版，从而再次引发读者对西方通俗小说的阅读热潮。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我的一位朋友曾把一本已经翻烂了的《飘》的上半本偷偷借给我看，但要我第二天 就得归还，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要看。我于是花了整整一个晚上，通宵未睡，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但因为只看了上半本，女主人公郝思嘉后来的命运究竟如何 了，一直让我牵肠挂肚，心痒难熬。为此我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开始自学英语，希望以后有机会阅读《飘》的原文，以一解心头之渴——当时根本不敢指望今后还有可能读到 《飘》的全译本。因此当我排着长队，终于购得完整一套三本的《飘》的中译本时，我的兴奋之情简直难以言表。 　　然而，如果说《尼罗河 上的惨案》和《飘》的出版，还仅仅是突破了“外国通俗文学不能翻译”这个禁区的话，那么1980年代初陆续推出的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四卷八册《外国现代派作 品选》和著名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长篇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突破的就是另两个更为敏感、也更为森严的禁区了。前者译介的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颓 废、腐朽、没落的西方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文学的典型代表——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后者涉及的则是长期以来讳莫如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一个文学题材——“情玉枕纱厨色与性”。 1980年代初，尽管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初度神州大地，但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中国文艺界几十年极左思潮的影响积重难返。所以，《尼罗河上的惨案》和 《飘》出版后不久即有国内一位外国文学界的“大人物”上书中央有关领佳节又重阳导，斥之为“我国出版界的堕落”；萨特的存在主义名剧《肮脏的手》尽管克服了重重阻力 在上海的《外国文艺》上得到翻译发表，但它在舞台上却仍然难逃厄运——公演没多久就被禁演；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全译本的出版带来的后果则更为惊人 和严重：它让南方一家出版社因此而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被吊销出版资格！ 　　不过以上所述，仅仅是1980年代初我国外国文学译 介所经历的一些曲折而已。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一个又一个的禁区相继被打破，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也取得了越来越辉煌的成就。这只要看一下我们这本自 2001年起每年编选出版的“翻译文学卷”后面所附的当年出版、发表的数以千、万计的翻译文学书目和篇目，即不难窥见今天我们国家的外国文学译介事业是何 等的兴旺和繁荣。可以说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重要优秀作家作品，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几乎都得到了全面、及时的译介，有时候我们甚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以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莫道不消魂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为例：早在十年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已经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诉讼笔录》，而我本人也同样早在十年前就把他 的长篇小说《流浪的星星》收入我主编的“当代名家小说译丛”，交花城出版社出版。同时收入这套“译丛”的还有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的中短篇小说集 《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故事》。 　　具体说到2008年翻译出版、发表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样是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形式各异。但首先 引起我兴趣的还是那些带有中国文化因素的作品，如著名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日历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外国文艺4）和美国作家尤金迪斯的短篇小说《逼真 的记忆》（外国文学4）。 　　布莱希特一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他的创作也多富有中国文化的因素，如他的戏剧作品《四川好人》和《高 加索灰阑记》。但中国读者多知道他的《高加索灰阑记》改编自中国的元杂剧《包特制智勘灰阑记》，却较少知道布莱希特还写过这样一篇相同题材的小说。小说 《奥格斯堡灰阑记》与剧作《高加索灰阑记》的情节可谓如出一辙，都是描写一个富家妇人在暴有暗香盈袖乱时为了财产弃下自己亲生儿子不顾，幸亏善良的女仆不顾自己安 危，历尽艰辛，才把孩子保护下来。后来由于生父去世，孩子享有财产继承权，于是为了这一笔财产，那位当初弃子的生母又要来争夺孩子，而女仆出于对孩子的深 厚感情也不愿放弃孩子。于是法官着人在地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圈（即灰阑），并要求两个女人各拉住孩子的一只手一起站在圈内，在听到他命令“拉！”后，就各 自开始用力把孩子向圈外拉。看中孩子的财产继承权的生母自然是把孩子死命地往外拉，而对孩子深含感情的女仆为了孩子免受痛苦，只好放手。法官由此判定，孩 子应该归女仆。饶有趣味的是，与据以改编的元杂剧相比，在《包特制智勘灰阑记》中，争子之战发生在一家大户人家的正室妻子与生母小妾之间，获胜者是生母， 彰显的是生母对孩子的亲子之情；而在布氏的小说以及戏剧中，获胜者全都是非生母。人物身份的颠倒显然进一步强化了布氏作品对“为了钱财连亲生孩子都不要了 ”的富家女人的鞭挞力量，从而也赋予了作品别样的力量和意义。 　　美国作家尤金迪斯的短篇小说《逼真的记忆》中的中国文化因素也很明 … Continue reading →

克纳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对于挪威人民来说，就是一个爱和恨的结合体。这位在1920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曾经被艾萨克·B·辛格（Isaac Bashelvis Singer）赞誉为“现代文学之父”。他也有“挪威的灵魂”之称。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姆生却是一位热情的纳粹支持者。在纳粹德国占领挪威时，汉姆生把他所获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的德国宣玉枕纱厨传部长约瑟夫·格贝尔斯。后来还曾专门飞往巴伐利亚，希特勒的老巢，去拜会这位纳粹头目。 可以想象，挪威人民对这位大作家是怎样的一种爱恨交加。半个多世纪以来，挪威人一直不愿意提起这个曾经的纳粹帮凶。同样地，挪威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他的作品。“虽然我们这些年来一直恨他，可是我们却忍不住爱他”。作为背叛了挪威的汉姆生已经臭名昭著；而作为文学大师的汉姆生却从来没有被人们从学校的阅读书目中抹去——伴随着他的作品，他一直活在挪威读者的心中。 克纳特·汉姆生的那部藉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被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誉为“丰碑式的”杰作，题为《成长的土地》（Growth of the Soil）。他的其他作品还包括《饥饿》（Hunger）、《潘》（Pan）等。 【奥斯陆的街头，在由公众捐资举办的纪念会上，一位表演者在进行露天表演，纪念汉姆生诞辰150周年】 今年，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挪威要为这位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永远的痛的伟人举行一系列的全国性庆典：街头表演、管乐游佳节又重阳行、各种展览、纪念币、即将揭幕的塑像，以及一座斥资两千万美元兴建的博物馆。 汉姆生真的很幸福：因为挪威人民非常宽容。我也曾经感慨过那位同样为纳粹出过力的埃兹拉·庞德所受到的礼遇。和庞德相比，汉姆生则更像是我们所谓的一位彻头彻尾的叛徒、内奸、狗腿子。尽管在挪威也有反对大肆纪念他的人，但是总体上来说，挪威人民原谅了他。毕竟，历史在不断进步，我们不应该总是政治挂帅，总是在过去惨痛历史的捆佳节又重阳绑下。那样会影响到我们前行的步伐。在吸取教训，不让过去的悲伤历史重演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宽容，学会原谅。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轻松愉快地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 我最想知道的是：如果克纳特·汉姆生出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民众和我们的Government能不能够宽容他、原谅他，把他在政治立场上所犯的错误先放到一边，而记住他、颂扬他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呢？……

下面这篇“文学研究怎么了？”转自《学术中华》之“学术周刊”专栏。作者布鲁斯·弗莱明（Bruce Fleming），美国海军学院英语教授。新著《文学研究应该是什么，现在是什么？》（美利坚大学出版社2008年）。 文学研究怎么了？布鲁斯·弗莱明 著 过去半个世纪文学教授的一大贡献是创建了文学研究学科，经过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福柯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大跨步将其专业化和规范化。我们已经让自己进入了修道院：我们告诉学生，要理解文学就得到我们这里来。但专业化是个得不偿失的胜利：我们赢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却输掉了整个战争。我们把启示变成了劳作，把自己关在不通风的房间里，还把窗子盖得严严实实。 　　好消息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学科---文学研究；坏消息是我们成为几乎完全脱离世界其他地方的王国的统治者。在此过程中，我们失去了许多学生，其中很多是男生，甚至包括一些教授。但我们仍然在讲授文学，就好像给我们未来的自己讲授，根本不管他们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学生中的大部分甚至不想当教授。他们喜欢从书中得到一些什么以便用在课堂外的生活中。我们有什么权利忘掉这些要求呢？ 　　学生通过阅读从书中得到一些东西。毕竟，喜欢读书是最开始让我们进入这个行当的原因。我们现在用文学研究学科扼杀了这个经验，在这种关系网络中，个别文学著作几乎成为偶然性的东西，但真正改变人生的是具体的著作啊。 　　比如，我工作的美国海军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男生，思想很传统。作为基础课的一部分，有时候我让他们阅读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他们情绪激动地像杀猪般嚎叫。（那里的终身教授在海军学院给新生讲授)他们上课的第一天，在阅读完爱玛对她丈夫查尔斯的幻灭后，大为光火。 　　学生们直言不讳地说“老师，她是个婊子。”（女生对爱玛比男生更苛刻）后来的课更糟糕了。许多学生承认他们害怕结婚，害怕留在家里的妻子背叛他们。为此，他们说“在你被派驻他处前，得先让她怀孕。”爱玛是他们最大的梦魇。爱玛应该忠实于查尔斯，他爱她。他是顾家的好男人，她还要怎么样？ 　　最初，学生们很难看到他们和爱玛之间的任何相似之处。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个体，是主动挑选来到这里上大学的。他们成长时期接受的观念基本上是如果你有足够的动机，就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所以无法想象陷入爱玛那样的处境。 　　我说，你的理解太关注字面含义了。你们中大部分不是女性，无论如何，你们没有受到缺乏教育、社会阶半夜凉初透级等级压迫、脱离乡村世界的渴望等限制。然后我提醒他们受到的限制，在军队严格等级体系的最低阶梯的占据者，那些长官或高年级学生的随意性决定就能影响他们的生活。如果有谁能理解可怜的、受限制的爱玛，那就应该是他们啊。他们说是啊。 　　我开始向他们逼近，我问爱玛有梦想，难道你们忘记了把你们送到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来的梦想吗？ 　　现在他们沉默了。他们确实记起那些梦想：充满激情的、受好莱坞刺激的战场上英雄主义梦想、战胜美国邪有暗香盈袖恶的敌人、利剑刺进他们强壮的右臂、义务、荣誉、国家等。我问，现在那些梦想呢？毕竟，爱玛对完美、充实的婚姻的梦想不是和军中男儿的梦想类似吗？或许它们从来不会实现，但如爱玛那样，让这些梦想彻底死去比让它们活着更好吗？ 　　他们告诉我安纳波利斯是他们的梦想死亡的地方，死在每天把皮鞋擦得明晃晃，正步走让长官们检阅的无聊中。社会的评价性意见在这里像在可怜的爱玛身上一样强烈：在安纳波利斯只有一种方式：那些有不同思想的人必须屈服。 　　我认为保持清醒不发疯的方法是拥有可以实现的梦想，而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到了我们转向阅读到其他作品时，他们仍然认为爱玛是婊子，（虽然可能有人反对，她确实是），但至少他们勉强承认对爱玛的了解更多了。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避免了降临在几乎所有学生身上的玩世不恭，他们认识到不管是安纳波利斯还是军队都和好莱坞刻画的东西不一样。他们或许不再刚从海军学院毕业就和认识没几天的女孩儿结婚，而这在从前是非常普遍的。通过阅读爱玛遭受的折磨，他们或许避免过这样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文学，在大学里讲授的文学的合理使用。 　　文学研究和阅读的分佳节又重阳裂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期到中期，这是因为文学教授羡慕科学的结果。谈论读书似乎不够了，现在我们不再阅读文学而是在研究文本。我们在创建一门有自己的术语和研究方法、有自己的圈子和知识体系的学科。我们现在分析的东西既不是对自然的反映，也不是作者灵感的闪烁。不过是在封闭的房间里通过电脑键盘的排列组合炮制出来的机械操作而已。 　　科学有自己的客观世界，这就是它的一切。文本世界是文学研究的客观性所在。因此，正如顽皮的德里达宣称的，我们能坚持说在文本之外没有客观世界。(但是这么几十年来他在美国文学殿堂里引起多么严肃地回响啊)我们也能通过把从图书馆书架上挑选出来给学生讲的著作列为经典而得到一些好处。经典不过是我们“ 建构”起来的玩意儿。当然，任何阅读书目都是有限的。但是当经典形成了以后，我们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忘掉了。门被关闭得太快了。如果我们的孩子们在门内而不是门外，“建构”的事实就是琐碎的。我们高呼要讲授我喜欢的作家，不是这个作家。讲哪个作家不讲哪个作家对于没有专业素养的学生没有多大关系，但对于我们教授来说是重要的，我们是负责人。 　　我们不是在讲文学，而是在讲文学的专业研究。我们在做自己的专门研究。当今学术界的文学研究与外部活生生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你在学位阶梯上爬得越高，上的大学越好，文学研究与读者世界的关系就越少。现在学术界对于文学的研究基本上与文学如何帮助学生认识爱情、生活、死亡、失误、胜利、琐碎、精神的崇高等内容没有任何关系，它们是让我们成为人，让我们生活充实的东西。它是学术性的、关于课程设置的、招聘教授决策的、著作之间相互关系的、作者是如何通过著作压迫什么人的等。文学批评家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告诉我们的名言是“讲解冲突”，我们和我们的争吵就是一切。毕竟，这就是我们创建学科的方式嘛。 　　你认为我们不会像美国忙于用士兵和枪炮更迭他国政府那样专注在书面作品的力量上，有些士兵是我们的学生。那看起来是真正的权力。当然，这是文学教授在讲故事，至少对于我们的文学教授来说，这种歪曲现实的做法是非常有到道理的。 　　现在，我们讲文学就好像是在向刚刚上岸的水兵介绍杂货店里的商品。我们是专业店主，在介绍蔬菜区、牛奶区、鲜肉区的商品，说明它们异同、基质和颜色的变化、苹果泥里没有牛奶、或者没有番木瓜很遗憾等。我们是在讲解这个商店的情况，而不是告诉人家里面有什么。我们假设这些顾客对摆出来的商品一窍不通，如果他们知道点什么，也是我们告诉他们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本来在谈论世界，如今沦落在杂货店。但我们是决策者，要决定是否把世界包括进来，或者如果要包括进来的话，包括多少。我们只想积累销售额。我们这些店员对商店的关注都错过了最重要的内容：人们种植粮食是要吃的。类似地，书是用来读的，读才是书的目的，而不是把它变成一门学问。 　　在研究生院，教授们的研究更加专门化，因为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为文学的知识王国贡献了自己绵薄之力。但我们注意到学生很少分享我们对开辟的研究领域的热情。这造成了广泛讨论的本科生课程和研究生课程的鸿沟。大学通过把本科生的课程留给年轻的、不怎么专业化的教授来上，以填补这个鸿沟。但是那些给年轻人上课的年轻老师常常不明白更大的议题，也就是对本科生有点用途的东西。（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在像修道院一样的课堂上学了些充满花哨术语的课程，倾向于把学来的东西再贩卖给学生。） 　　这些都对学生造成伤害。阅读文学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问题是，我们不怎么明白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也不愿意去弄明白。当然我们不能预测它已经超过某个点。这就是为什么文学阅读不能成为一门学问的原因。我作为纯种美国白人男性，能够在黑人角色或者女性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能够理解死去的俄半夜凉初透国人或者活着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观点，理解一个不知名的作家的一个抽象概念。但那等于是说X读者（黑人、同性恋者、阿尔巴尼亚人）不需要阅读 X作者（人物？)以便从作品中得到一些东西。不需要我们检查身份认同形容词清单才能觉定我们是否能理解文学。事实上，我们需要跳进书本里去。或许我们会沉下去，或许我们能浮上来，谁也无法提前告诉结果。这就是书的魅力。 　　与文学的互动从来不是理论体系的基础，它太满无目标了。我们所能做的是描述从写满了白纸黑字的书上抬头反思阅读的感受，突然明白自己的生活，认识自己没有见识过的东西，以及把分散在各处的铁屑变成了清晰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发生了变化。这或许能让我们的行为发生改变，或许不会。 　　现在课堂上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关于文学作品的视角，而不是日本画家葛饰北斋（Hokusai）著名的春天系列“富士山百景”的景色。在每个视角里，如果山存在的时候，往往很小，而且在角落里。是从（最著名的印刷厂）超越波峰的角度看到的，波浪泡沫似乎让手指在边缘，或通过木桶制造者形成的铁环看到的。 　　明信片上没有山在正前面和正中心的照片。它们突出山的角度，这种方式非常相似文学教授以不安的目光看着教授岗位。当然，明信片照片有自己的意义，但是在真正的意义上，它是更加中立的而不是扭曲的对待。它没有逼迫我们接受这个途径：它服从于描述的物体。我们更多认识到画家北斋描述的富士山的艺术而不是我们在明信片照片中的样子。这意味着，我们都被迫看到被呈现出来的山的样子，而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就是为什么说文学研究在本质上是破坏性的。 　　在前现代的课堂里，在现代主义被文学批评使用的新批评出现前，没有人否认个人能够对教授提供的明信片照片提出他个人的“富士山视角”。那些视角是个人的，不管提出的观点能否被人接受。在专业化课堂中的教授的权威以及让学生服从的压力因此比从前强烈多了，人们开始思考重要的是“富士山景色”而不是“被看到的富士山”。如果你想要得到好成绩，就得采取老师的观点，仅此而已。几代学生已经学会屈服于文学研究教授的威力，他们讨厌上课的每一分钟。 　　大学的文学讲解确实是有意义的。许多人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根本看不懂严肃的文学作品。在有人讲解某些东西后，或者在读更多东西后，确实能了解更复杂的内容。许多人不明白首先要阅读什么，讲授文学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这些教授要记住：重要的是书，不是我们。简单地说，我们需要超越文学研究。我们不是科学家，而是教练。我们不是在传授知识，至少不是在讲授学问的意义上。但我们确实需要看到学生的反应、提问、发展和成长。如果你热爱生活，那就足以让人满意了。 【吴万伟译自：“What Ails Literary Studies” by Bruce Fleming <http://chronicle.com/free/v55/i17/17b01401.htm>】

当地时间2月16日晚，美国当代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并且是最为高产的女作家，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使得印第安纳大学IMU内的Solarium演讲厅第一次出现了爆满的状况。欧茨的演讲令前来的师生和当地的热情读者大饱耳福。欧茨首先回答了组织者，艺术和人文研究学院的院长安德烈·奇卡莱利（Andrea Ciccarelli）提出的一些经过准备的问题。然后，欧茨女士朗读了她的一些新作品中的片段，并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在回答奇卡莱利有关主题及其作品涉及种族、性别、阶半夜凉初透级和历史题材的问题时，欧茨女士回答说： “当你致力于讲故事和塑造人物时，你是没有必要去考虑有关主题的”。她还解释说，大概莎士比亚现在也无法回答有关他的戏剧的主题问题吧。 欧茨女士说她在作品中比较注重暴力事件的后果，尤其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她说开玩笑地说，“男人引发暴力事件，而没有暴力事件就没有小说可写”。当然，她强调说，这只是一个玩笑。 欧茨女士谈到她写“关于拳击”（On Boxing）背后的故事。她说她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去写这样题材是否会显得无知和可笑。但是，接受了这个挑战之后，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有了更多的认识。 她说：“如果你接受了一个你不能承担的挑战，或者进入了一个你不能从事领域，并且迫使你自己去做……结果有时候会是非常精彩和令人惊讶的”。 谈到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信仰时，欧茨强调说：“通过我们个体的声音，通过我们独特声音，我们对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说话”。 欧茨女士还回答了有关全球变暖、经济萧条和日渐衰颓的书本文化方面的问题，发表她自己的看法。 欧茨女士表示，她本人向网络文学世界的转移并不感到非常麻烦。她说网络文学迫使书本文化变得更加精确。 【英文的报道文字，点击这里】

这篇文章是应一位友人之约写的。等不及友人会以何种方式将这篇小文面世，先行在这里展示一下。本篇显然还不够精良。另外，出于我本人知道的原因，本篇还删除了几个段落。不过有关扎迪·史密斯的介绍基本上还算比较全面。希望有同好者多提宝贵意见。  →→→→→→→→→→正  文  分  割  线←←←←←←←←←←← 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提起小说《白牙》（White Teeth，2000）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杰克·伦敦的那部经典之作《白牙》（White Fang，1906）。后来才搞清楚，此白牙非彼白牙：前者说的是人人都有的满口白牙，而后者则指的是长于噬咬的猛兽毒牙。也因此而知道了一位名叫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英伦才女，英国文坛的一颗倏然升起的新星。 1975年10月，小扎迪出生于伦敦西北布兰特区的一个工薪阶层聚居区。她的母亲是一位于1969年 移民到英国的牙买加人；而她的父亲哈维·史密斯则是地道的英国人。尽管扎迪本人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她并没有把她的家庭直接写进她的书中。但是我们还是看 到，《白牙》中的阿切·琼斯一家和扎迪本人的家庭背景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作品中阿切·琼斯也是一位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的英国人，而母亲克拉拉则也是一位 来到英国时间还不算太久的牙买加姑娘。当然，作品中的琼斯家只有一个女儿。而生活中的扎迪还有一兄一弟，以及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和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而 且，根据扎迪的说法，她现实中那个家庭远比作品中的琼斯一家幸福和谐得多。 其实，扎迪是她14岁以后给自己改的名字。此前，她的名字一直是萨迪（Sadie）。 和许多小女孩一样，小时候的萨迪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于表演的热爱。从最早时迷恋踢踏舞，到一心想成为音乐剧中的演员。甚至在她上大学期间，扎迪还曾靠担任爵 士乐歌手而挣得过一些收入。上大学期间，虽然她已经在从事一些文学的创作实践，可还是没有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的未来事业的想法，心里想的只是希望在大学毕 业后去做一名专业的记者。然而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经年累月的精心策划往往比不上不经意间的一次灵机一动，或者是一次机缘巧合的际遇。当然，扎迪最后 投身文学创作并非只是灵机一动而已。热爱阅读，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又是英国文学专业的她，大学期间就在专门收录学生作品的《剑桥文集》上发表过几篇短篇小 说。于是就有出版商找到了她。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扎迪·史密斯。 《白牙》发表于2000年。而早在1997年，《白牙》才刚刚有了一些想法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英国出版界的注意，并且同时有好几家出版社竞拍扎迪的这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权。最后，哈密希·汉密尔顿公司竞拍成功。在扎迪完成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出版方也通过各种途径为这部作品做足了宣传。等到2000年最终出版的时候，《白牙》能够一炮而红，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虽说是金子自会闪亮，是好酒何惧深巷；可是如果能够让人们一下子就看到闪亮、闻到酒香岂不更好？所以说，商业社会中的商业宣传还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这部讲述两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在世纪之交所经历的新生活的凡凡总总的作品普一面世便成了畅销书，并且迎来了国内国际的好评如潮。各种奖项扑面而来：2000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的小说奖、2000年“惠特布莱德图书奖”最佳小说一等奖、“卫报杰出图书奖”一等奖、“共同体作家图书奖”一等奖，以及“贝蒂·特拉斯克奖”，等等。此外，《时代杂志》还把这部作品收入了《1923-2005〈时代〉百部最佳英语作品集》。 畅销加好评如潮，这些并非仅仅靠商业运作便可获得。阅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应该会有跟笔者同样的感受——《白牙》配得上一部当代英国文学经典的称号。作品本身诠释了它获得成功的秘密。 如 果把《白牙》的故事按照时间的顺序捋成一条直线，然后再娓娓道来的话，那么读者很可能会觉得故事太过冗长，情节起伏又过于平淡了。一对经历过二战硝烟的老 友，在生活中有着诸多的不如意。而他们的下一代的成长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慰藉。反倒增添了不少烦恼。战后移民英国的孟加拉人萨马德·伊克鲍有一对双胞胎 儿子。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他们民族的光荣传统，所以在他们10岁 那年，决定将他的一个儿子送回到孟加拉去。可是送谁回去却难以选择。经过多番痛苦的反复，最后，他成功地背着他的妻子把大儿子马吉德送走了。这件事情的结 果是，他的妻子发誓从此不跟他直接对话，直到大儿子回来为止；而小儿子米拉特在家总觉得自己被忽略，变得乖张叛逆，成了伊克鲍的心病。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 出乎他的预期。他费尽周折付出了很大代价送回孟加拉国的大儿子，最终却变成了一位热爱科学的无神论者；而留在英国的那位被他认为不成器的二儿子却成了一位 狂热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信徒。同样地，伊克鲍的好友，阿切·琼斯的独生女儿也由于被各种成长中的烦恼包围着，最终跟随她的姥姥成了一位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见证会的 信徒。再加上一位热衷于科学研究的马尔库斯·肖芬和他所研究的所谓“未来的耗子”。于是，宗教和科学之间出现了战争，兄弟和父子成了敌人…… 这个故事如果写成一篇凝炼的短篇小说，那必定会情节跌宕，高潮迭起。扎迪·史密斯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被问及这部《白牙》的缘起的时候，扎迪说她原计划就是要写一篇短篇小说。但是由于她自己写的短篇小说的篇幅总是太长，动辄2、30页。这就失去了“短”的意义。扎迪说写短篇如果不能做到像雷蒙德·卡佛那样的话，最好就别写。于是，她就把这个故事扩展成了中篇。可是她觉得讲得还是不尽兴。于是又进一步扩展成了我们手里现在捧着的450页左右的长篇。 不 过，由此我们也看到了扎迪的过人的写作天赋。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前半页的一位美国才子托马斯·伍尔夫。据说他也是洋洋洒洒如滔滔江河奔腾不止。编辑 要稿，需用卡车装载；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编辑之后，仍需要用小汽车将稿件送回。仅凭着他下笔如悬河的语言创作天赋，伍尔夫就已经缔造了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段 传奇。同样地，扎迪·史密斯也有着同样的语言天赋和创作才能，并且还多了几份控制力，没有沉浸在对语言的挥霍之中。 洋 洋洒洒的文字让人读来并不觉得乏味冗长，而是一种享受。这就是擅长于讲故事的表现。是史密斯的能力所在。也是她得以成功的基础。此外还有她对总体结构的设 … Continue reading →

属于文人才子路线的武侠大师梁羽生仙逝，当算牛年伊始中华文坛的一件大事。不过说来很是惭愧，我肯定不能算是深谙“武侠”之人。因为印象中梁羽生的武侠我就读过两部。倒是把金庸的书都零零碎碎地读完了。古龙的楚留香和小李飞刀之类的当然也是不敢错过。不过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之所以梁羽生的武侠我读得最少，就是因为他和金庸以及古龙相比不够好玩（不好意思，我对武侠可能不够尊重，完全是为了图好玩、增谈资、阅读轻松才读的）。大师驾鹤西去迄今已是数日。各类悼念文章也间或见诸报端和网络。虽不曾通读大师的作品，但大师的名号已是如雷灌耳若干年。对于纪念大师的文章也是心怀敬仰地阅读，以示对大师默默无声的缅怀。今天读到和菜头的这篇“武侠世界的三国演义”甚感畅快：没有故作敬仰的奉为必读，也没有黯然神伤的哀叹往日雄风已去，侠义不再；于纵横开合间，对三位中华武侠世界的巨擘点点刷刷，尽展各位真容。在文字的游走间颇有一番侠义之气的流露。——我很喜欢。现将和菜头这篇短文照录于此，也算是借他人之声传我无语之音（文笔愚拙之故，呵呵）吧： 武侠世界的三国演义和菜头 梁羽生去了，古龙走得更早，只剩下金庸。我小学时代里武侠世界的三分天下终于一统，央视的张大胡子高举金庸的招牌一路高歌猛进，大概以后的小朋友就知道金大侠了吧？ 金庸做报人，当年在香港撰文大骂CCP，又用《笑傲江湖》影射时局。但是不妨碍多年后归来，大唱赞歌。一帮互联网精英被钱烧傻了，请他去西湖论剑，去华山论剑，他也欣然答应。浙江大学请他去教书，招收博士生，他比互联网精英烧得还昏，真接了博导的帽子戴上。央视要拍他的《笑傲江湖》，他收一块钱版税，给足面子。拍出来恶评如潮，他也能勃然变色，和广大网民怒在一起。金庸这个人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又懂得顺势而为，见机行事，一世做人多金有名，真是很像曹阿瞒。 古龙和另外两位相比，实在是时代的不幸。金梁不过是匠人而已，古龙是真正的大师。考虑一下古龙的时代背景就能理解他的伟大---无论是传统武侠还是新派武侠已经大行其道，武侠这种文学体裁被写得密不透风，但是古龙能够用一杆笔杀出重围，劈出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塑造出不输于金梁笔下的文学形象。他所写的李寻欢、楚留香别有Smart的风流潇洒趣味，更具备中国武侠中没有的西方人本思想，强过在金庸、梁羽生这样在传统武侠上叠床架屋的大匠太多。 有人喜欢把古龙的成功归结为才华或者是聪明，这对古龙并不公平。如果看过古龙早期的作品就知道，金庸、梁羽生那样的武侠小说他也能写，而且技巧和文笔都不输于他们。但是，这么写下去，他无非是金庸第二，梁羽生第二。所以，他以一人之力开辟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武侠小说，彻底摆脱了所谓新派武侠的路数，自成一派，做了古龙第一。在生活上，古龙是三个人里唯一一个坚持生活即艺术的人。他活在一个武侠世界里，有美女醇酒，有千金散尽，和他笔下的人物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古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可惜天妒英才，英年早逝，让人联想起三国里吴国的孙策。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和武侠的关系不大，看下来都是一帮带兵刃的古代知识分子。他的国学和历史底子对于他的小说并没有多少正面贡献，反而因为它们束缚了创作的手脚。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始终有种不够舒展的感觉，论富丽堂皇不如金庸，论构思精巧不如古龙，笔法枯涩凝滞，故事性不强。秀才带刀，始终没有真正的草根侠客那种洒脱爽利的劲头。对于读者来说，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是一种受教育的过程，诗词、历史、文化样样都有，唯独不是一种享受。 在武侠小说的领域里，梁羽生的贡献在于开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会被记住，但是未必吃的时候用上了镇江香醋，也不会有姜末去腥。在传统武侠之外，梁羽生贡献了新派武侠。虽然没有办法和古龙这样的大宗师相比，但是不能否认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谈到新武侠，必然要谈到梁羽生。只是作品如何，那就见仁见智了。他的一千万字的作品，到今天能让人记得的并不多，让人还能提及的角色也并不多。一个对自己有所期许的旧式知识分子以武侠小说而闻名于世，怕未必见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所以，金庸要去当博导证明自己对历史有造诣，梁羽生要谈大众文化强调武侠也有文化价值，风光背后都是内心的煎熬。考虑到梁羽生的格局和水准，可以参照蜀汉的刘备。 如今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终结，偶然看到后人还在模仿金庸就觉得惋惜。金庸的全胜其实已经封莫道不消魂杀了新武侠领域内的一切可能，要想在武侠小说上有所建树，就只能走古龙的路。然而看看温瑞安就知道，这条路何其困难，多么容易就画虎不成反类犬。反而是黄易继承了古龙的衣钵，因而让我们今天看到无数YY和穿越武侠。但是，武侠小说走到这里也已经到了尽头，气数尽散，只能是小众的读物。所以，在周星驰的《功夫》里，伟大的侠客们隐藏在猪笼城寨，在寻常琐碎的生活里慢慢老去。

2009年1月19日（当然现在的北京时间已经是20日的凌晨了）是美国历史上比较有意义的一天：今天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是美国的法定假日。在华盛顿特区还有一系列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同时，由于明天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就职盛典，这个马丁·路德·金假日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欢庆，美国人的欢庆，而不仅仅是美国黑人的欢庆。 2009年的1月19日也是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2009）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虽然艾伦·坡在他年仅40（1849年10月7日）的时候便离开了人世，令后世的人们扼腕不已，但是他作为诗人的才华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天赋已经永久地改变了文学。下面的这组图片是扭腰时报为纪念美国历史的这位伟大作家而配发的一组图片： 【这是1827年出版的诗集《帖木儿及其他》中“帖木儿”一诗的开始部分。坡的这部诗集当时还是匿名出版的，署名是“一个波士顿人”。在这部诗集的前言中说，“大部分诗歌都创作于1821-2年间，当时作者还不满14岁”。而根据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资料，坡当年的诗作现存只有12首。】 【这是1835年8月25日由身在佛吉尼亚的里士满的艾伦·坡写给他在佐治亚的奥古斯塔的二表弟的一封信。信中谈论了他们的亲戚。坡在信中谈到他的父亲大卫·坡时说，“[他]娶了伊丽莎白·霍普金斯夫人，一位英国女士。他们一起养育了三个孩子：亨利、我和罗萨里。亨利4年前就去世了——罗萨里和我还活着”。】 【这是第一版的《阿瑟·高登·皮姆》中的首页。这是1838年由Harper & Brother（哈泼兄弟出版公司）在纽约发行的版本。后来在伦敦重印的时候，许多读者都认为这是一则真人真事。】 【这是一份有坡签名的一页手稿的一部分。“诗歌原理”是当时受到广泛讨论的一个涉及古典诗歌各种形式及其作者的学术话题。坡这篇论文1843年第一次发表用的题目为“英国诗歌笔记”】 【这首题为“十四行诗：沉默”的诗歌是作为1839年12月25日坡寄给辛辛那提的约瑟夫·B·博伊德的书信的一部分寄出的。因为博伊德向坡要一份由他亲手写的作品。坡在信中提到说选择一首十四行诗是为了短小简洁的缘故。】 【1841年，坡开始担任格拉汉姆的杂志编辑，并使得杂志的发行量从5,000提高到了37,000(还有一说认为是52,000)册，并且还吸引到了不少海外读者。在该杂志上，坡也发表过一些他个人的作品，包括这篇“仙女岛”，其中的题头诗虽然署名“Anon”其实也是坡的作品。】 【这是坡从华盛顿写给在费城的托马斯·C·克拉克的一封信的开头。他们当时是同在The Stylu这份杂志工作的同事。当时，坡没有钱了，所以写信向克拉克借20美元。在信中，坡还提到“我还没有见到总统呢”。】 【1843年，坡重印了“莫格路谋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这个短篇第一次发表于1841年的格拉汉姆杂志上。“油尽灯枯的人”（The Man That Was Used Up）早前也发表过。他的“莫格路谋杀案”、“神秘的玛丽·罗杰”（The Mystery of Marie Rogêt）和“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被认为神秘小说这一体裁的起源，对后世这一体裁的作者，尤其是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和乔治·斯梅侬（Georges Simenon）影响甚巨。】 【这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未标注日期的亲笔手书稿的开头部分。在2006年出版的《坡的灯塔》中，有23为作家试图完成这一作品。】 【1845年坡出版他的诗歌集时，给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巴雷特（）寄了一本。在卷首空页上，坡写着“献给伊丽莎白·巴雷特·巴雷特，埃德加·艾伦·坡谨上”。这就是给巴雷特的那一本诗集上的题献页。】 【这是诗人巴雷特写给坡的书信，感谢了他的献书。信中还谈到了不少她对诗歌《乌鸦》的看法。】 【1845年，坡开始接手编辑《百老汇报》。在这里，坡重新发表了他的不少诗作和短篇小说。坡还以此为阵地，抨击了“郎费罗和其他一些剽窃者”。】 【在这封手书的信里，坡回应了亨利·B·赫斯特指责他有剽窃嫌疑的事情。】 【这是《纽约时报》1909年1月10日为纪念坡诞辰100周年而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页面上显示了坡在巴尔的摩的墓以及坡的一封私信。这份报纸的可读版可点这里。】 … Continue reading →

这张图表是美国国家艺术基金委员会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这项调查显示，此前一直持续下跌的成年人的文学阅读比率终于在2008年有了回升。这项调查是2008年由美国人口普查统计委员会承担的所谓“公众参与艺术活动状况调查”。今天（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一）公布的调查报告题为“阅读人口在上升：美国的文化素养进入了新的一章”。由此可见，美国的相关部门是多么欢欣鼓舞。调查显示，除了像哈利·波特这样的畅销作品之外，很多文学经典再次引起了广大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一个不读书的民族当然是愚昧的。一个没有多少人愿意去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民族也是可悲的。而且，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长此以往的话，必将会产生一个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民族。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相关部门对此结果显得兴高采烈了。 我也很高兴。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国家的经典文学阅读比率在不断上升的话，我会更加高兴…… 好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崇美昧美的大有人在。如果美国的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对世界文学经典如数家珍的话，那么这个榜样的力量将是无穷的。比我们自己的有识之士的千百次呼吁还要管事。 所以，这真是个好的结果。希望还能够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