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文化

当地时间2月16日晚，美国当代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并且是最为高产的女作家，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使得印第安纳大学IMU内的Solarium演讲厅第一次出现了爆满的状况。欧茨的演讲令前来的师生和当地的热情读者大饱耳福。欧茨首先回答了组织者，艺术和人文研究学院的院长安德烈·奇卡莱利（Andrea Ciccarelli）提出的一些经过准备的问题。然后，欧茨女士朗读了她的一些新作品中的片段，并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在回答奇卡莱利有关主题及其作品涉及种族、性别、阶半夜凉初透级和历史题材的问题时，欧茨女士回答说： “当你致力于讲故事和塑造人物时，你是没有必要去考虑有关主题的”。她还解释说，大概莎士比亚现在也无法回答有关他的戏剧的主题问题吧。 欧茨女士说她在作品中比较注重暴力事件的后果，尤其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她说开玩笑地说，“男人引发暴力事件，而没有暴力事件就没有小说可写”。当然，她强调说，这只是一个玩笑。 欧茨女士谈到她写“关于拳击”（On Boxing）背后的故事。她说她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去写这样题材是否会显得无知和可笑。但是，接受了这个挑战之后，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有了更多的认识。 她说：“如果你接受了一个你不能承担的挑战，或者进入了一个你不能从事领域，并且迫使你自己去做……结果有时候会是非常精彩和令人惊讶的”。 谈到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信仰时，欧茨强调说：“通过我们个体的声音，通过我们独特声音，我们对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说话”。 欧茨女士还回答了有关全球变暖、经济萧条和日渐衰颓的书本文化方面的问题，发表她自己的看法。 欧茨女士表示，她本人向网络文学世界的转移并不感到非常麻烦。她说网络文学迫使书本文化变得更加精确。 【英文的报道文字，点击这里】

属于文人才子路线的武侠大师梁羽生仙逝，当算牛年伊始中华文坛的一件大事。不过说来很是惭愧，我肯定不能算是深谙“武侠”之人。因为印象中梁羽生的武侠我就读过两部。倒是把金庸的书都零零碎碎地读完了。古龙的楚留香和小李飞刀之类的当然也是不敢错过。不过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之所以梁羽生的武侠我读得最少，就是因为他和金庸以及古龙相比不够好玩（不好意思，我对武侠可能不够尊重，完全是为了图好玩、增谈资、阅读轻松才读的）。大师驾鹤西去迄今已是数日。各类悼念文章也间或见诸报端和网络。虽不曾通读大师的作品，但大师的名号已是如雷灌耳若干年。对于纪念大师的文章也是心怀敬仰地阅读，以示对大师默默无声的缅怀。今天读到和菜头的这篇“武侠世界的三国演义”甚感畅快：没有故作敬仰的奉为必读，也没有黯然神伤的哀叹往日雄风已去，侠义不再；于纵横开合间，对三位中华武侠世界的巨擘点点刷刷，尽展各位真容。在文字的游走间颇有一番侠义之气的流露。——我很喜欢。现将和菜头这篇短文照录于此，也算是借他人之声传我无语之音（文笔愚拙之故，呵呵）吧： 武侠世界的三国演义和菜头 梁羽生去了，古龙走得更早，只剩下金庸。我小学时代里武侠世界的三分天下终于一统，央视的张大胡子高举金庸的招牌一路高歌猛进，大概以后的小朋友就知道金大侠了吧？ 金庸做报人，当年在香港撰文大骂CCP，又用《笑傲江湖》影射时局。但是不妨碍多年后归来，大唱赞歌。一帮互联网精英被钱烧傻了，请他去西湖论剑，去华山论剑，他也欣然答应。浙江大学请他去教书，招收博士生，他比互联网精英烧得还昏，真接了博导的帽子戴上。央视要拍他的《笑傲江湖》，他收一块钱版税，给足面子。拍出来恶评如潮，他也能勃然变色，和广大网民怒在一起。金庸这个人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又懂得顺势而为，见机行事，一世做人多金有名，真是很像曹阿瞒。 古龙和另外两位相比，实在是时代的不幸。金梁不过是匠人而已，古龙是真正的大师。考虑一下古龙的时代背景就能理解他的伟大---无论是传统武侠还是新派武侠已经大行其道，武侠这种文学体裁被写得密不透风，但是古龙能够用一杆笔杀出重围，劈出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塑造出不输于金梁笔下的文学形象。他所写的李寻欢、楚留香别有Smart的风流潇洒趣味，更具备中国武侠中没有的西方人本思想，强过在金庸、梁羽生这样在传统武侠上叠床架屋的大匠太多。 有人喜欢把古龙的成功归结为才华或者是聪明，这对古龙并不公平。如果看过古龙早期的作品就知道，金庸、梁羽生那样的武侠小说他也能写，而且技巧和文笔都不输于他们。但是，这么写下去，他无非是金庸第二，梁羽生第二。所以，他以一人之力开辟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武侠小说，彻底摆脱了所谓新派武侠的路数，自成一派，做了古龙第一。在生活上，古龙是三个人里唯一一个坚持生活即艺术的人。他活在一个武侠世界里，有美女醇酒，有千金散尽，和他笔下的人物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古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可惜天妒英才，英年早逝，让人联想起三国里吴国的孙策。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和武侠的关系不大，看下来都是一帮带兵刃的古代知识分子。他的国学和历史底子对于他的小说并没有多少正面贡献，反而因为它们束缚了创作的手脚。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始终有种不够舒展的感觉，论富丽堂皇不如金庸，论构思精巧不如古龙，笔法枯涩凝滞，故事性不强。秀才带刀，始终没有真正的草根侠客那种洒脱爽利的劲头。对于读者来说，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是一种受教育的过程，诗词、历史、文化样样都有，唯独不是一种享受。 在武侠小说的领域里，梁羽生的贡献在于开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会被记住，但是未必吃的时候用上了镇江香醋，也不会有姜末去腥。在传统武侠之外，梁羽生贡献了新派武侠。虽然没有办法和古龙这样的大宗师相比，但是不能否认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谈到新武侠，必然要谈到梁羽生。只是作品如何，那就见仁见智了。他的一千万字的作品，到今天能让人记得的并不多，让人还能提及的角色也并不多。一个对自己有所期许的旧式知识分子以武侠小说而闻名于世，怕未必见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所以，金庸要去当博导证明自己对历史有造诣，梁羽生要谈大众文化强调武侠也有文化价值，风光背后都是内心的煎熬。考虑到梁羽生的格局和水准，可以参照蜀汉的刘备。 如今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终结，偶然看到后人还在模仿金庸就觉得惋惜。金庸的全胜其实已经封莫道不消魂杀了新武侠领域内的一切可能，要想在武侠小说上有所建树，就只能走古龙的路。然而看看温瑞安就知道，这条路何其困难，多么容易就画虎不成反类犬。反而是黄易继承了古龙的衣钵，因而让我们今天看到无数YY和穿越武侠。但是，武侠小说走到这里也已经到了尽头，气数尽散，只能是小众的读物。所以，在周星驰的《功夫》里，伟大的侠客们隐藏在猪笼城寨，在寻常琐碎的生活里慢慢老去。

“平庸是时代的危险所在”——再论尼采的“大政治”概念 陈家琪 （一） 认识自己的时代，给“当代是什么”以本质规定性，历来被认为是哲学的主要任务。但按照德国当代哲学家维尔纳·马克思（Werner Marx）的说法，又只有极少数极富创造力的哲学家才能胜任这项任务，“其他人，即‘参与哲学活动的人’，当然包括我，具有下列功能：他们首先应该保持使 传统思想受到重视，因为这些传统思想曾代表过一个时代，从而能在沉思传统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将导向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为达此目的，他们必须检验目 前所有的哲学方法和哲学基本规定性，看看它们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把握‘当代是什么’这一问题，看看它们自身能否发生变化。在那些当代的构思中能有效使用新范 畴的地方，他们必须发掘这些新范畴并讨论它们。”（1） 尼采无疑应该算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哲学家。对我们来说，也应该看看他是否有哪些“新范畴”能够以及如何有利于我们把握“当代是什么”这一问题，并“看看它们自身能否发生变化”。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大卷海德格尔所著的《尼采》，就从尼采的思想中发掘出了“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和“欧洲虚无主义”这样一些“哲学基本规定性”，并“在那些当代的构思中能有效使用新范畴的地方”讨论了它们。 海德格尔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尼采·前言》中就说：“文中所作的重复言述乃是为了一再重新去深思若干规定着整体的思想。至于这些思想是否、在何 种意义上、以何种广度保持为值得思想的，这是要通过争辩来澄清和裁定的。”（2）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章“回忆到形而上学中去”中，海德格尔再次强 调：“一位思想家的历史性（他如何为历史存在所要求、并且响应这种要求）决不是按照历史学上可计算的作用来衡量的，即决不是按照他那些在他那个时代总是必 然地被误解的意见在公共流通时所发挥的作用来衡量的。这种历史性的尺度就在于思想家对自己的内在界限的原始忠实。不知道这个内在界限，而且是由于对未被言 说的不可言说者的切近而不知道这个内在界限，这乃是存在的一份隐蔽礼物，是存在赠给被召唤到思想道路上的稀罕思想家的一份隐蔽礼物。”（3） 这样，哲学家与他的时代，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家是为他的历史存在所要求并响应着这种要求，以及什么叫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所具有的“历史性”（历史意 义或历史影响）就大体上比较清晰了。特别重要的，就是思想家的“内在界限”。这种“内在界限”是思想家的，更是我们自身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思想家对 “未被言说的不可言说者”有了一种“切近”，但我们却浑然不觉。

野马导言：围绕该书究竟是否为一本“淫书”这一话题，《洛丽塔》在美国正式出版之前和出版之初，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文化论争。本文以此为研究的对象，着重探讨了纳博科夫为了证明《洛丽塔》与色情无关而就该书的起源所作的辩解、以及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学者就严肃文学与色情文学的关系所作的论争。本文旨在以此研究来探讨社会道德意识和文化的可接受性边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作家、对文学作品的发行和传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意义。文章最后指出，《洛丽塔》的成功及其围绕她而展开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美国社会中文化的可接受性边界——这是纳博科夫对美国的文化生产所作的一次意义深远的贡献。【注：页面上被系统替换为两个星星的两个字一个为“色”，另一个为“情”】   道德意识与文化的可接受性边界——解析由《洛丽塔》引起的论争 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美国的诞生已近50周年。从其诞生至今，这部作品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从最初的惨遭冷落到后来的被奉为经典，其中的滋味大概就连作者本人也难道尽。为了能让《洛丽塔》在美国顺利而又体面地出版发行，为了能够让该书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和接受，作者以及一些文学同道和学者们做了大量的、不懈的努力，为《洛丽塔》的严肃性进行了认真负责的辩护。这场论争的影响范围不仅局限于当时的美国，也包括当时的英国和法莫道不消魂国。英国的著名作家格拉汉姆·格林和美国的左派文学家、理论家埃德蒙德·威尔逊都曾涉身其中。这场论争在当时的法莫道不消魂国甚至被诉诸法律，而成为一场“《洛丽塔》事件”(Nabokov, Selected Letters 201)。其意义之大、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鉴于此，通过解析由《洛丽塔》引起的论争，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其中的社会道德意识和文化的可接受性边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于作家、对于文学作品的发行和传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意义。 一 1958年，《洛丽塔》终于在美国由普特南出版集团公司出版发行。不同于1955年由法莫道不消魂国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发行的第一个版本，普特南公司的版本附上了纳博科夫本人的一篇自评文章，“一本题为《洛丽塔》的书”①。在这篇为自己的小说辩护的文章中，纳博科夫谈到了触发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起源问题。根据纳博科夫的说法，他的创作冲动源于他在1939年读到的一篇有关黑猩猩的报道：科学家们教黑猩猩绘画，而猩猩画出的第一幅作品就是关着它的笼子上的栏杆。这导致他创作了一篇他自称不甚满意的短篇小说“妖人”（“The Enchanter”）②。该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类似于洛丽塔的故事。

野马导言：这两天，重读了一遍小库特·冯尼格特的《第5号屠场》。和十多年前初次读这部作品相比，这一次在理解上感觉又深入了许多，透彻了许多。围绕这部作品，可以展开的话题很多。今天只谈其中的一句话所引发的感慨。   我读的是中间的这个版本 God grant m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always to tell the difference. （上帝让我平静地接受一切我无法改变的，让我勇敢地改变一切我能够改变的，并且总是让我机智地去辨别两者之间的差异。） 这是冯尼格特的《第5号屠场》里的主人公比利·皮尔格林挂在墙上的座右铭。皮尔格林说这句话让他能够坚持着活了下来，尽管他对生命已经非常漠然了。皮尔格林的好多病人看到了这句话以后也学会了如何继续很好地活下去了。 对于我，这句话其实并不陌生。可是重读这部作品时，我还是在这里停下来，凝神静思了那么一会。会说这句话的很多，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其中的真谛呢？皮尔格林说，他明白了他不能够改变地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他对生活坦然到了甚至有点漠然的程度。当然，皮尔格林的无条件地接受一切似乎显得有点消极。不过联系到他在战争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他的态度倒也不难理解。 何东老师看了《士兵突击》以后，发表好多感慨。其中他也说到了从许三多身上领悟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接受一切无法改变的，改变一切能够改变的"的要旨。 应该说，这句话还有变体的版本："面对无法改变的一切，至少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大意差不多。但是侧重点被强化了。更加顺应了"适者生存"的理论。然而，这里似乎也多了些消极的成分。很容易让人无条件地接受一切。 其实，在上面的那句话中，我认为最后的那个部分才全句的核心--就是要非常智慧地去辨别"接受"和"改变"之间的不同。《第5号屠场》里的皮尔格林其实并没有去作区分。今天我们好多人也都没有去努力加以区分。往往都是主观地、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个。结果不是走向盲目，就是走向消极悲观。只有真正地理解了什么是必须要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加以改变的，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生活。而要真正做到这些谈何容易啊！......

先用一篇老文章来报到！ 野马导言：有时候，重要的是观察的视角，而不是被观察的对象本身；谁都知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可是生活中谁都免不了偏听偏信。有感而发--个人的立场而已。 先来看一看这幅图画： 你看到了什么？--没错，一只肥硕健壮的蛤蟆！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只英俊潇洒的青蛙。现在将这幅图片向左旋转90°，再来看看： 你又看到了什么呢？--对了，是个风流倜傥、俊俏漂亮的马头。（当然，这个顺序也可以颠倒过来；那么先看到的就是马头，然后就是青蛙了。） 同一幅画，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因为我们观察对象产生了任何的变化，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所选取的视角、我们所处的立场发生了变化而已。 本来，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观察事物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接受和评价就会截然不同，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谁都知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然而，在现实的生活和工作中，避免"偏信"却显得非常困难：人们往往坚守着"偏信"，且乐此不疲。当然，这种"坚守"，有的是源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例如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社会氛围中，人们的认识渠道会受到种种限制，想要"兼听"，想要多方位地去了解某件事物确实很难，有时候，即使你主观上有那样的愿望，客观上也不允许，所以才有" ** "（这里的"愚"既是动词，也是形容词）之说，所以才有凤毛麟角般的、我们对之典礼膜拜的所谓贤智之人；而有的则完全是源于个人的狭隘和偏执：以自我为中心的惯性、维护个人利益的需要、夜郎自大和固步自封的恶习、以及盲目从众的蠢行，等等，如此种种都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狭隘和偏执。人们的疯狂、人们的不理智也大多是因为这样的狭隘和偏执。 比如，我对李宇春是不喜欢的。当然，我还没有不喜欢到气极败坏的程度，还算停留于理智的基础之上吧--我主要是不喜欢她的表演。我知道这只是我的立场不同而已。但是如果仅执一端，热爱或者痛恨到不允许（或者容不得）任何其他的人发出任何不同的声音，那就过了。我能够理解别人对于李宇春的偏爱抑或痛恨，但是我却无法理解爱恨对立双方在言语上的侮辱谩骂，甚至不择手段地恶毒攻击。就像上面的那两幅画--不同的角度，不是都有长处吗？你不必要因为它是马而把它奉若珍宝、因为它是蛤蟆而把撕掉吧？它只是一幅画而已啊！如果这幅画你能够理解，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来理解人呢？ 对于于丹，也反映出了同样的问题。我发现大多数对于于丹的言辞激烈的诟病多来自于素称严谨的学术届。我个人以为，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也使得一些态度严谨的学人在于丹身上找到了批评的突破口。可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把于丹在电视上的侃侃而谈看成是一种学术研究？那不就是一个所谓"肩负着普及大众文化任务"的电视栏目吗？我们就不能把它看着是诸多娱乐形式中的一种吗？你真的认为人们都是在通过电视来学文化、搞研究的吗？如果说一个于丹就可以扰乱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大业，那也未免太低估了广大人民的认识能力了吧？要知道，"怀疑"可也是扎根于人的天性之中的一种品质啊！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是否也太缺乏自信了呢？就我本人而言，一方面我决不认为于丹的所谓"心得"对我有什么裨益，另一方面我透过谩骂于丹的声浪看到的是无数双通红的眼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立场。 再比如陈晓旭（愿她的灵魂在天堂里安息！），在她剃度出家之初，各种质疑、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在她不幸去世之后，又是漫天的颂扬之声（应该说，这里面反映出人们还都是有一颗善良之心的）。再加上有个所谓的"红楼选秀"作为背景，于是甚至有人把陈晓旭女士推上了艺术的巅峰，同时也捎带着把那几个参加选秀而"胜出"的倒霉蛋践踏得体无完肤。我个人以为，陈晓旭的早逝是一个不幸，但她是幸福的--她赶上了这个"爆炒"的年代，有"红楼梦中人"们无私地为她做烘托渲染。我愚笨，所以在想："如果今年在陈晓旭身上发生的一切早发生10年（阿弥陀佛，恕我不恭）的话，会有今年这样的动静吗？难道陈晓旭在林妹妹之后所做的一切都不及她扮演林黛玉这一件事？就说扮演林黛玉这一件事，现在我们真的就可以说‘后无来者'了吗？" 再说那几个倒霉蛋。怀揣明星梦想有什么不对吗？除了像我这样自知与成为明星的标准差距十万八千里便因而断了出名的念想的人以外，有谁没有这样的梦想？至于他们如何被推向前台，他们是否真的适合，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我们把应该针对选秀运作以及围绕选秀运作的台前幕后的种种批判一股脑地抛向那几个倒霉蛋，是不是目标性的错误呢？...... 提了一堆质疑，表达的是我的狭隘的立场。基本上，我认为，人类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完全摆脱个人狭隘立场的地步。而且，我觉得生活中，尤其是娱乐场中，这样或者那样的狭隘甚或偏执的存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此，你完全可以"一笑而过"。完全没有必要过于认真。倒是在学术界，尤其在人文科学的领域内，任何的狭隘和偏执都无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如果我们还不能够把学术领域内的狭隘和偏执彻底消除的话，我们至少应该竭尽全力地去把它们降低到最低限度。 回到开头，是青蛙？还是马？也是青蛙；也是马。不是青蛙；不是马--立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