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03月 2009

事关北外香水女事件，闾丘露薇的结论是：有些事情，因为事情已经包含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资讯，使得我们可以很快的得出自己的判断，但是更多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只是知道一个点或者一个面，后续的消息陆续出现，这个时候，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先厘清事实，然后再评是非。 2009-03-18 10:26 轻小说虽然可以称作是“用文字写成的漫画”，但其读者层有扩大至三四十岁成年人的趋势，轻小说中也不乏实验性或与一般通俗小说并无二致的作品。尽管轻小说每个月的销售数量惊人，却被定位为“次文化文学”，始终被评论家忽视，也无法跻身畅销书排行榜。 2009-03-18 00:15 【轻小说】以十多岁的少男少女为主要对象，包含恋爱、奇幻、科幻、推理、恐怖等多样化的题材，也有部分作品改编自动漫和游戏，大多以廉价的文库本形式发售。中国读者熟悉的《银河英雄传说》，就是轻小说的代表之作。 2009-03-18 00:11 Yo2升级了。一下子还有点不太适应。 2009-03-15 21:50 我想通了抬高下巴还是无法避免秃顶见光，毕竟大部分的人都高过我一个头。既然世人皆浊皆醉，惟我独清独醒，何不以包容来关怀他们，以慈悲来哀怜她们呢？也许就在我弄懂了，我本来就是世界上最有光泽的型男，又何必闪躲掩藏？——卡缪老谈自己如何低下自己光秃秃的头 2009-03-15 10:03 和菜头谈励志书：在我看来，励志类的图书尤其是心灵修佳节又重阳炼、性格养成的一类图书，就是这种“药”。觉得看了这种书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什么提升，相当于口服粉笔而希望能够痊愈。 2009-03-15 09:42 【草食男】与“肉食女”相对的新词，特指那些个性被动、生性慵懒、不愿承担责任并畏惧受伤之类的男性。“食草男”与“宅男”近似却不一样。“宅男”宅在宅里，“食草男”宅在内心深处。——语出黄集伟大孤岛客 2009-03-15 09:29 【肉食女】来自日本的一个新词，用于形容那些主动追求男性的女性，这类女性多为白领，她们虽阅人无数，却仍待字闺阁，一旦看见中意男性，会如饿虎扑食一样主动表达爱意，且完全不顾旁观者诧异目光。——语出黄集伟大孤岛客 2009-03-15 09:28 听到了一句话，很有道理：不同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面对不同时的态度。 2009-03-14 10:45 王佩在白板报上从《阅读者》谈起，指出：所谓学习就是往前迈步，哪怕是怯生生的一小步，也会为我们在密室之中推开一扇石头窗户，一线光亮照进来，新鲜的空气充盈肺腑。不期速成，日拱一卒，直至彻底走出固步自封的牢狱。 2009-03-14 03:52 带三个表不许联想还说：人们总是要把想说的东西说出来，在今天看来，所谓敏感词过滤系统，是失败的，人们想说的换个体位都说出来了，别人也都看明白了，何必同志何必呢？这东西没法从根上解决，除非取消互联网，折腾来折腾去，真没意思，这就是土摩托说的“闲的蛋疼”的实质。 2009-03-14 03:46 带三个表不许联想认为：现在流行的网络文字、语句结构绝对不是语言正确的发展规律，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扭曲表达方式，历史上用扭曲方式表达的语言很多，有些也被继承下来了，但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面积扭曲过。 2009-03-14 03:45 今 天晚上真正体会了一下18世纪的室内乐是怎样的状况。知道了什么是Harpsichord，知道了Fortepiano和Piano的区别，也知道了18 世纪的双簧管（Oboe）和今天的双簧管的不同。住在Bloomington的居民真的很幸福：他们可以常年接收这样的艺术熏陶，还是免费的。 2009-03-13 … Continue reading →

对于英美文学爱好者和学习者来说，艾丽丝·沃克的《紫色》应该是他们的必读书了。由这本书而催生出来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硕士生毕业论文，以及省部级研究项目成果可能已经不计其数了。迄今为止，这部作品在我国的有了两个译本：一是由杨仁敬教授翻译，1988年出版；另一是由陶洁教授翻译，出版于2002年。最近在沪江博客看到了一篇这两个译本的比较批评文章，很有新意。特转录于此，认真学习。该文作者是bankyonly。原文是关于《紫色》的一篇多佳节又重阳维介绍，其中包括这部分译介学研究文章。原文在这里。这里的标题是由本人添加的。 【补记：发出回头一看，发现了好几组讨厌的星号**。对我们的网络关键词过滤系统已经愤怒到了只有苦笑的地步了。这跟网站没有关系。有点不明白我们 可爱祖国到底是怎么了，把我们这些想好好说话谈点事儿的人们逼得都不能好好说话了。不得不拐弯抹角，也去用一些江湖黑话来替代正常语言。没有办法，大势如 此，只能顺从。我只好在**后面都加一个括注，也好让我们明了那些是需要规避的关键词！】 陶译《紫色》及杨译《紫色》之比较 bankyonly 译介学在我国译学界是一个相对来说较新鲜的概念。当代译介学诞生于近20年 全球文化交融共铸的大背景，其当代形态的主要内涵是指从文化层面对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它关注的不是译文优劣的价值判断，而是 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文化信息的失落、变形、扩伸、增生，等等，以及文学翻译在人类跨文化系统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从译介学角度出发，运用比 较的方法，我们可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意象的错位、变形和文化接受等一系列问题。 沃克鲜明地指出了 黑人解放的步骤：首先只有黑人妇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结成联盟，促使男人反省并转变，正确认识和对待妇女，才能根除黑人内部的性别歧视间题。再以此为新立 足点，使黑人男女统一起来，共同奋战。只有这样，才能战胜种族歧视和压追，才能促进全体黑人的生存和进步，才能步人他们理想的殿堂。这也许是沃克以紫色来 命名小说的良苦用心。紫色是由粉红色和蓝色混合而成的。在西方文化中，粉红色代表女性，而蓝色代表男性，二者混合成紫色就意味着黑人男女的联盟有望解决种 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两大社会问题。沃克通过这部小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象征性答案，正可谓一箭双雕，因为她深知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 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因此，译者和评论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政治含义而且将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 例1: He beat me for dressing trampy but he do it to me anyway. 陶译: 他揍我，因为我穿的像个荡东篱把酒黄昏后妇(dàngfù；荡空格妇)，可他还是对我干了那种事。 杨译：他打我，怪我穿的邋里邋遢的。他不管好歹，就这样对我。 对于“trampy”和“it”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运用不同的翻译措词表达了对女主人公不幸遭遇的观点。茜莉14岁时被继父强奸，她不得不穿得妖艳而轻浮想以此来阻止她继父强奸她亲爱的妹妹聂蒂。 杨仁敬用“邋里邋遢”， 好象茜莉真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而实际上，茜莉是个聪明善良的女孩儿，她把Ｘ先生的孩子照顾的非常好，而且房间也打扫的很干净。所以杨译很容易引起对茜 莉性格的误解。还有“这样对我”只是含糊掩盖了继父可恶的 乱人比黄花瘦伦(luànlūn；乱空格伦)罪行。而陶译“那种事”更有力的控诉了女性是可以交换的只是提供劳动的奴隶和泄欲工具，此外 陶洁用“荡东篱把酒黄昏后妇(dàngfù；荡空格妇)”揭示了茜莉的自我牺牲。茜莉过着简单的生活却穿着“horsehair, feathers … Continue reading →

本文转引自译林网： 在悖论的森林里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法莫道不消魂国〕勒•克莱齐奥 著　　孔　雁 译 2008年12月7日，勒•克莱齐奥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为什么要写作？我想，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人人都有自己先天的禀赋，有各自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也有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们写作，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实际行动。当面对现实，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另外一种反应方式，另外一种交流方式。我们会给自己留下一定的距离、一定的时间去思考。 　　审视自己创作灵感来源的环境——这并不是简单地自我陶醉，而是希望能够更准确些——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对我来说，一切的起点都是战争。这里所说的“战争”，并不是指某个特定时刻的时局骤变，或者其中所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法莫道不消魂国在瓦尔米战场上的胜利，代表德国一方的歌德和代表革莫道不消魂命军一方、我的祖先弗朗索瓦对之都有记述。那一定是个充满喜悦和哀伤的时刻。不，对我来说，战争意味着平民所经历的那些——尤其是小孩子的感受。对我来说，战争似乎从来没有意味着什么重大历史时刻。我们挨饿，我们害怕，我们受冻，仅此而已。我还记得，曾经看见隆美尔元帅率领的军队路过我的窗下，彼时他们正朝着阿尔卑斯山脉进发，试图找到通往意大利和奥地利北部地区的通道。对于那次军事行动，我并没有很清晰的记忆。然而，我却清楚地记得，在战争后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物资都匮乏，尤其是书籍和书写材料。因为缺少纸和墨水，我最早是拿木匠用的红蓝铅笔，在配给票证簿的背面画画和写字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尤其喜欢粗糙的纸张，喜欢普通的铅笔。没有儿童书籍可看，我就读祖母的字典。那些插图、地图和不熟悉的词条，就像一道向我开启的神奇大门，召唤我踏上探索世界的旅程，去徜徉，去梦想。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本书，名字叫《环球旅行》。紧接着，我又写了一本人物传记，主人公是一位虚构的国王，名叫丹尼尔三世——也许他是瑞典人？再后来，还写过一个以海鸥视角叙述的故事。那是一个足不出户的时代，孩子们很少能被允许到户外玩耍。在我祖母家附近的田地和花园里，到处都是地雷。还记得有一次我溜达到海边，走到一个由带刺铁丝网围起的封闭区。铁丝网上挂着用法语和德语写的禁止入内的告示，上面还画着一个骷髅头。一切都昭然若揭。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很自然有逃避的冲动——去梦想，去把这些梦想写入文字中。另外，我的姥姥是讲故事的好手。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她会讲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充满想象力，发生在大森林里——或许是在非洲大陆，或许是在毛里求斯的玛伽贝森林里。故事的主角是只猴子，非常淘气，却总能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后来，我到非洲旅行，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去探索真正的森林，而那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动物。但是与喀麦隆接壤的奥布度村的一位村官，曾教给我如何倾听附近山上的大猩猩拍打胸膛时发出的嗡嗡声响。非洲的旅程所赐予我的，并不是以后小说创作的主旨，而是第二人格——爱做白日梦，同时又深深关注现实。这种人格已经伴随了我一生，并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维度。这是对自身的陌生感，而有时也是痛苦的源泉。生命是迟缓的，我必须努力，才能够理解这种矛盾的意义。 　　后来，书籍进入了我的生活。当年我父亲在毛里求斯的摩卡被家族驱逐并分得一份财产的时候，他争取到了几间藏书室。也就是在那时，我理解了对孩子来说还比较模糊的一个真理，那就是：书籍是比不动产或者银行账户更加珍贵的财富。就是在这些书卷中——大多数是古老的装订大部头——我发现了世界文学的伟大著作：由托尼•约哈诺插图的《堂吉诃德》、《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 《印戈耳支比家传故事集》、 《格列佛游记》；维克多•雨果的伟大而发人深省的小说，如《九三年》、《海上劳工》和《笑面人》；还有巴尔扎克的《滑稽故事集》。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旅行者的故事文集，里面的故事大多数发生在印度、非洲、马斯克林群岛，还有迪蒙•迪尔维尔、罗颂神甫、布干维尔和科克的伟大探险史，当然还有《马可•波罗游记》。在非洲度过了一段自由岁月之后，阳光中慵懒的外省小镇上生活平淡，是这些书让我尝到了冒险的滋味，感受到了真实世界的旷达；让我通过本能和知觉，而非知识去探索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书很久以前就让我意识到儿童生活的矛盾本质：一个孩子，要竭力守住他的庇护所，因为那是让他忘记暴力和竞争的地方；然而他又乐于透过玻璃窗，去观察外面的世界。 　　就在我得知瑞典文学院授予我如此殊荣之前不久——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是令人惊讶的，我正在重读斯蒂格• 达格曼的一部小书，名为《忧伤的独半夜凉初透裁》的政治文集。这本书我爱不释手。重读这本尖刻、苦涩的书并不是纯粹偶然，而是因为我正准备去瑞典接受由斯蒂格•达格曼之友协会于去年夏天授予我的一个奖项，还要去参观作者童年时居住过的一些地方。我一直很喜欢达格曼的作品，因为他能够把孩童般的稚嫩天真与讽刺嘲笑结合起来。我还欣赏他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用来评判这充满磨难的战后岁月的睿智——那是他的成年阶段，也是我的童年时期。书中有句话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此时此地，这句话似乎是专门对我说的，因为我刚刚出版了一部名为《饥饿前奏曲》的小说。那句话，或者说那一段，是这样说的：“怎么可能这样呢？一方面，就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更重要；而另一方面，却不可能意识不到，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与饥饿作斗争。对于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疑就是在月底之前究竟能够赚到多少钱回家。因为这就是他（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新悖论：尽管他希望能够为饥饿的人写作，然而，却只有那些饱食终日的人才能有闲心意识到他的存在。”（《作家和意识》） 　　斯蒂格•达格曼所说的“悖论的森林”，正是写作的处境。艺术家决不能逃脱这个地方，相反，他必须“驻扎”在那里，以考察每一个细节，探索每一条道路，说出每一棵树的名字。这并不总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逗留。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栖身之地，而她在向她的纸张倾诉，把它看作是自己亲密而宽容的朋友。而现在，面对着现实，这些作家不能仅作为见证人，而应作为演员。他们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保持距离。西塞罗、拉伯雷、孔多塞、卢梭、斯塔尔夫人，或者近现代的索尔仁尼琴、黄皙暎、阿卜代拉蒂夫•拉阿比或米兰•昆德拉：他们都不得不走上流莫道不消魂亡之路。对于像我自己这样一直享受自由活动的人——除了短暂的战争阶段，如果无法自己选择生活的地方，就犹如被剥夺了自由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但是自由活动的特权却导致了悖论。让我们来看看作家生活的森林中心那棵长满了尖刺的树：他，还有她，忙碌着写作，在编织着梦想，他们难道不属于那幸运而又幸福的少数人吗？让我们暂时停顿下来，想象一下那种极端的、令人恐惧的情况——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处于这种境地。很久以前，在亚里士多德或者托尔斯泰时代，那些没有地位的人—— 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仆人、佃农，或者在启蒙运动时期从非洲的海岸被抢劫来，又在戈雷岛、艾尔米那、桑给巴尔等地被卖掉的那些人，都面临这种境遇。那就是，即便是现在当我向大家演讲的时候，仍然有些人没有言帘卷西风论自由，仍然有些人处在语言的另一端。我深受达格曼悲观思想的影响，而不倾向于葛兰西的战斗性或者萨特幻灭的赌注。当我面对那些能够读书识字的人讲话的时候，文学仍然是统莫道不消魂治阶半夜凉初透级的奢侈品，文学创作所源自的思想和形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这也是我们大家感受到不适的原因。当然，我们愿意影响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慷慨地邀请他们参加文化的盛宴。为什么这会这么难呢？那没有文字的民族，正如人类学家所称呼的那样，已经成功地发明了一种全方位交流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歌曲和神话故事。而对当今我们这个工业化社会来说，为什么这就变得不可能了呢？我们必须重塑文化吗？我们必须回到那种即时而直接的交流方式中去吗？我们很愿意相信在当今时代，电影充当了这个角色。或者流行音乐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因为它有着自己的节奏和韵律，还有舞蹈加以助兴。当然还有爵士乐。在其他地区，卡里普索歌曲、 玛洛亚音乐和塞卡舞等也都是交流表达方式。 　　这种矛盾一直就存在。最杰出的法语作家佛朗索•瓦拉伯雷很久以前就在索邦神学院对学者们的迂腐炫学发起了挑战。他用从大众语言中挑出来的话当面嘲弄他们。他在为那些饥饿的人说话吗？食量过人，饕餮好酒，纵情享乐。他描述了那些压榨农民和工人血汗的人的无止境欲望，一个假面舞会的时代，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革莫道不消魂命的矛盾，就像一个忧伤骑士的壮丽出征，活在作家的意识当中。如果说作家手中的笔必须具备一条美德的话，那就是：它永远不应该被用来颂扬那些富贵权势之人，哪怕是以最随意的口吻。即便一位艺术家遵循了这条美德，也并不意味着他绝无问题。他的反抗、他的否定和他的诅咒无疑都倾向一侧，即权势语言的那一侧。也许有几个词或者几句话例外，但其余的呢？那是一卷长长的可以擦掉重写的羊皮纸，一段优雅而遥远的拖延。有些时候还有幽默，但并不是绝望的礼貌，而是那些深知自己不足的人的绝望，是非正义的激流退去时显露的海岸。 　　那么，为什么要写作呢？一段时间以来，作家们已不再自以为是，以至认为他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或者通过他们的故事和小说，给生活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只不过是见证生活，见证悖论森林里的其他树木。虽然作家愿意做生活的见证人，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他只不过是一个窥视者罢了。 　　但是的确有一些艺术家成为了生活的见证人：但丁写了《神曲》，莎士比亚写了《暴风雨》——以及艾梅•塞泽尔对该剧的出色改编。故事中，凯列班跨坐在炸药桶上，威胁要与他所鄙视的主人们同归于尽。的确有一些无懈可击的见证人，例如写作了《腹地》的库尼亚，还有普里莫•列维。我们在《审判》或者卓别林的电影中看到世界的荒谬，在柯莱特的《黎明》中看到世界的不完美，在乔伊斯创作的爱尔兰小说《芬尼根守灵夜》中看到世界的千变万化。彼得•马西森的《雪豹》和阿尔多•李奥帕德的《沙郡年记》中闪耀着世界的美丽，那是无法抗拒的美。威廉 •福克纳的《圣殿》和老舍的《初雪》描述了世界的邪有暗香盈袖恶。达格曼的《蛇》让我们看到童年的脆弱。 　　作为见证人的最优秀的作家，是不知不觉中做了见证的，也许他并不情愿。悖论在于，他见证的不是自己见过的东西，甚至不是自己创作的东西。因为在控诉时，他无法在场，所以他会感到心痛，甚至是绝望。托尔斯泰也许能够向我们展示拿破仑的军队给俄半夜凉初透国带来的苦难，然而，历史却得不到任何改变。杜拉斯写了《欧瑞卡》，哈丽特•比彻•斯陀夫人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然而，只有那些被奴役的人们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反抗，与非正义作斗争。在巴西，在法属圭亚那，在西印度群岛，有着马龙人的反抗；在海地，有着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行动起来：毕竟，那才是作家的意愿。行动起来，而不是去做见证人。去写作，去想象，去梦想。让他的语言、创作和梦想对现实产生影响，去改变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做准备。然而就在那一刻，一个声音悄悄对他耳语：那是不太可能的，他的言语在社会中会随风而去，他的梦想只不过是幻想。他有什么权力认为自己更优秀？真的需要作家来为我们寻找解决方案吗？他难道是《医学的不幸抑或胜利》中的那位猎场总管，想去阻止一场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吗？如果作家知道的只是如何去记录，他又怎能去行动呢？ 　　孤独，是作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一直都是这样。孩提时，他是一个脆弱、忧虑而领悟力极强的孩子；或者像柯莱特描写的那个小姑娘，当她的父母厮打在一起时，她只能无助地看着。她黑色的大眼睛里满是痛苦的专注。孤独尤其青睐作家。然而，正是在孤独的陪伴下，他们才找到幸福的精髓。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幸福，混合着痛苦和喜悦，是一种虚幻的胜利，是无言的、无所不在的折磨，是绕梁不绝的小调。作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如何去培育那充满生机的有毒植物。这植物只有在作家无能为力的土壤里才能够生长。作家希望为每个人、每个时代发言。他，或者她，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面对着镜子般的空白纸张，在灯罩下提取它那神秘的光芒。或者坐在耀眼的电脑显示屏前，聆听自己的手指敲打键盘的声音。这，就是作家的森林。每位作家都非常熟稔森林里的每一条道路。如果时不时有什么东西逃脱的话，比如说拂晓时狗儿惊飞了一只鸟，那时作家就会在旁边惊奇地看着——这只会偶尔发生，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然而，我的原意并不想大加否定。文学——这也是我一直所指的——并不是什么古董遗物，也不应该被一些视听艺术，尤其是电影所替代。文学是一条复杂的、艰难的路径。但是我认为它在今天甚至比拜伦时代或者维克多•雨果时代更具必要性。 　　文学的必要性有两个原因： 　　首先，文学（literature）是由语言所构成，这个词的原意：书写的文字。法语里，roman这个词指的是用中世纪后的一种新语言——罗曼语写的一些文章。短篇故事一词nouvelle，来自于novelty（新奇的事物）。在法莫道不消魂国，大约同一时期，rimeur (来自 rime或者 rhyme)一词，不再用于指诗歌或者诗人，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于希腊语的动词 poiein，意思是创造。作家、诗人、小说家，都是创造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发明了语言，这意味着他们使用语言创造了美、思想和形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离不开作家的原因。语言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是先于其他事物的。有了语言，对一切事物的分享才成为可能。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科学，不会有技术、法律、艺术，也不会有爱。但是，如果没有与之作用的另外一个人，这种发明就会变得虚幻，它就会萎缩、变小，最后消失。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言的护卫者。当作家写小说、作诗或者编戏剧时，他们保持了语言的活力。他们并不只是在使用文字——相反，是在为语言服务。他们颂扬它，打磨它，改造它。语言通过他们、因为他们而生存。它陪伴了作家们所在时代的所有社会和经济变革。 　　在20世纪，当种族主义理论现身的时候，出现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的论调。在这种荒谬的等级论下，有人认为殖民大国的经济成就与它们所号称的文化优越性有着必然联系。这种理论，就像发烧一样，是一种不健康的主张。它会时不时地到处现身，为新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正名。有人说，一些落后国家的语言之所以没有自己的权利和优遇，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或者技术上落后。但是那些声称自己的文化具有优越性的人们是否意识到，全世界各个民族，不管其发达程度如何，都是使用语言的呢？而每一种语言无疑都有一套复杂的逻辑、结构和分析特点，才得以对这个世界进行表达，得以谈论科学，或者创造神话？ 　　既然我已经为作家的存在作了辩护——尽管这是一个含义模糊而又有些过时的物种。现在我想说一说文学存在必要性的第二个原因，这与出版业有着更多的联系。 　　近来，经常有着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人们忘记了实际上这个现象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是殖民时代的开端。作为其本身，全球化并不是一件坏事。信息交流加速了医药和科学的进步。也许，信息的汇总能够帮助防止一些冲突的发生。又有谁能知道，如果当初就有互联网的话，希特勒的罪恶阴谋可能不会得逞——人们的嘲笑或许就根本不能让他的阴谋见到天日。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与虚拟通讯的时代。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书面语言和书籍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这些令人感叹的发明又有什么价值呢？让这个星球上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台液晶显示器显然只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是不是正在培养一批新的精英，或者在世界上划分一道新的分界线，一侧的人能够得到知识和信息，而另一侧的人却与此无缘呢？一些伟大民族、伟大文化的消失，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固然，有些少数民族的伟大文化之所以能够维系到今天，还多亏了对知识和神话的口头传播。承认这些文化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不管喜欢与否，即便做不到完全现实，我们也已不再生活在神话的时代。除非每个孩子都能够受益于写作，否则不太可能建立起平等的基础和对他人的尊重。 　　如今，在非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之后的这个时代，文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表达个性、主张言帘卷西风论权利、让世界听到自己独特声音的一种方式了。如果没有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呼唤，我们将生活在寂静的世界里。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化关乎我们每个人。但是，读者能力有限，换句话说，这是出版商的责任。固然，对于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印第安人来说，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世界听到，却只能用征服者的语言写出来——用法语或英语，这很不公平。当然，要指望毛里求斯或西印度群岛的克利奥尔语像当今世界主宰媒体的那五六种语言一样容易被世界倾听，也只是一种幻想。但是，如果通过翻译，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心声，就会发生一些新变化，这是一件好事情。正如我所说的，文化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属于全人类。但要实现这一点，每个人都要有平等的机会接触文化。书籍尽管老式，却是理想的工具。它实用、便携、经济，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科技加以辅助，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能够得以完好保存。它唯一的缺陷——这也是我尤其想对出版商说的——就是在相当数量的国家里，人们仍然很难获得书籍。在毛里求斯，买一本小说或者一本诗集的花费，能占到一个家庭预算相当大的一部分。在非洲、东南亚、墨西哥或者南太平洋诸岛，书籍仍然是很难获得的奢侈品。不过，仍然有一些补救措施，例如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出版，为租赁图书馆或者流动图书馆设立基金。另外更重要的是，对所谓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要求及其作品施以更多的重视—— 显然，这里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会促使文学继续成为一个美妙的工具，来帮助人们获得自知，了解他人，倾听人类那主题丰富、抑扬顿挫的协奏曲。 … Continue reading →

该文转引自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3月11日。“文化研究”（CulturalS　tudies）在中国内地较大规模地展开，已近十年。作为一种自觉回应当代思想和文化问题的学术努力，这十年它究竟走得如何？今后该如何继续前行？借《热风学术》第一辑出版的机会，沪上部分学者对近年来文化研究的现状、前景，特别是它所面对的社会文化问题，各自发表了意见。 面对新的文化生产机制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在中国内地之所以会展开以“文化研究”自命的学术活动，就是因为最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变化太大。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一个社会中？中国要走向何方？过去我们会以为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可以被解决的，我们有一些现成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可以回答上述问题。但是现在，这些现成的理论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现实，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提出，如果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判断中国到底会往何处去，就必须发展出新的批判性的实地研究，这是文化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 　　讲到现实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有一点我想我们大家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融合，很难区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它们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这一点在文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原有的支配性的文化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支配性文化正在迅速形成，在其形成过程中，它又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这里说的新的支配性的文化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如果我们将这一新的支配性文化与原来的支配性文化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但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它们形成和传播的机制上面。在今天的中国，值得注意的不仅是新的支配性的文化，更是这个文化的形成机制，套用一句老话，就是它的“生产机制 ”。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实际上也在发挥着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生产机制，它同整个社会生产机制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也应该——将这个文化生产机制确定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此形成自己的基本的研究范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不妨说，这个研究对象本来就是文化研究的产物，是从文化研究的这一扇窗口，我们才如此真切地看到了这个支配性文化，特别是看到了它的这个生产机制的厉害。从别的学科——譬如文学、社会学、传媒研究，等等——的窗口，我们也能看到一点，但角度受限，看不真切，也看不周全。 　　换言之，今日中国文化研究所应展开的，不仅仅是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对整个文化生产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整个社会生产机制的研究。它正是由此形成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理念乃至“学科”（姑且借用这个词）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内地兴起的以“文化研究”自命的学术活动，不可能局限于分析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的层面，它势将通过对文化问题的分析，打开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现实的新面向。它最终要回应的，其实还是 “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 　　新的研究对象的确立，要求有与之相配的方法莫道不消魂论。当然，这里所说的方法莫道不消魂论不仅仅指具体的研究方法，更是指中国内地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具体的研究方式，其实是从属于这样的立场的。最近三十年来，社会和文化一直在变，其基本轨迹和前景都不单一，尽管明显可以看到，有某种强势的结构正在形成，但这个“形成”尚未结束，其他的可能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很难把自己定位于某种客观的、冷静的事后的分析，我们的研究也不容易克制那种介入当下、影响未来的冲动。这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我们的工作，一个是“破”，批判性地分析当前的文化现实；另一个是“立”，利用各种可能，去促进良性的社会文化的形成。如果文化研究仅有“破”的一面，那顶多就是做一个明白人，但有了更重要的介入现实的一面，这个“明白”就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是明知力量和可能性都很小，也不会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和努力的，所谓“破”和“立”，在它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而这个一体两面，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也是它在方法莫道不消魂论上的基本点。 作为方法和视野的文化研究 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 　　在《热风学术》第一辑的编后记里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要关注当代中国，关注现代中国、革莫道不消魂命中国，换言之，关注以中国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历史以及现实问题，我们希望为这些问题搭建起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这是我们当时的编辑思想之一；编辑思想之二呢，是我们力图引入“文化研究”这一概念。这里体现出我们对文化研究这一概念的两个不同的思考路向：第一个路向，是将文化研究作一广义的理解，这种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力图对中国的历史现实问题做跨学科的研究和讨论，所谓跨学科就是把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带入各个专业之中，同时与原来各专业领域的专业性进行一种尝试性的结合。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后会着重关注的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会引入各种专业性的讨论，比如思想史的讨论、政治史的讨论、文学史的讨论等等。这种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在座的各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过，它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原来专业的研究范式的转变，进而导致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第二个路向是狭义上的文化研究。这就是说，我们探讨是否有可能对文化研究进行学科化和专业化，如何确立它的研究的领域，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它的研究边界以及它自身独特的、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方法莫道不消魂论等问题。 　　能不能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谈，文化研究其实就是关于文化政治的研究。我们现在谈政治一般都是指国家政治，或者是从福科而来的微观权利、生活政治，在这么多的政治层面之间，我们能否讨论一下文化政治。尤其在中国，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所谓的文化工业，或者由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种种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现象。比如晓明谈到的毛泽东思想的生产机制，毛泽东思想不仅仅通过国家机器和学校教育推行，事实上，家庭也是整个文化生产机制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生产单位。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一向认为家庭是可以远离政治的私人生活领域，但它却在当代中国被政治化了，它是如何被政治化的？如果我们要实践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的话，我想这个文化政治的视角是否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地方？ 迈向文化自觉的时代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从来都是围绕着“古今”、“中外”这两组概念来谈的。古今之争上，激进派希望它断掉，保守派忧虑它的断掉。另一个就是中西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到1942年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想协调好古今中外的问题。当然他个人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文瑞脑消金兽革，这个问题以激烈的状态爆发出来。文瑞脑消金兽革结束之后，在对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反思上，一派认为“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就是“革文化的命”，由此回到对“五四”的重新检查，他们认为从“五四” 一直到“文瑞脑消金兽革”对传统文化批判太深，因而导致中国文化信仰的断裂。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毛泽东表面要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恰恰是他恢复了大量传统的东西。这是我要讨论的第一点，就是文化问题实际上是要解决中国到底要往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又成为新的问题了，古今中外的文化问题事实上至今没有解决。当然，对今天的资本家和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沃伦斯坦也曾经表达过同样的意思，那就是，用所有已有的知识来解释当代，是不可能了。因此现在西方已经不可能像十月革莫道不消魂命一声炮响那样给我们送来什么东西了。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以进步理性为核心的一套叙事进行解构，解构的结果是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两个陈旧的旗帜诸如“民瑞脑消金兽主”“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之类，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才出现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思考来审视中国的现实，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这也就是文化讨论兴起的背景。只有对未来明确了，我们才能判明当下，认识过去；而不是像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先要认识过去，才能判明现在，然后才可能展望未来。历史从来不是这样的，历史永远都是要对未来作出某种期待，然后对当下下判断，最后才是认识和解释过去。 　　显然，我们对中国未来的想象还很不清晰，但对西方而言，中国的未来已经逐渐明朗起来，第一，中国人不会走西方的道路，中国可能会借鉴某些西方的概念，、但不可能重复西方的老路；中国的政治不能用专人比黄花瘦制集权民瑞脑消金兽主等西方概念加以判断，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在当代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如果中国自己的这条路走通的话，那么西方五百年的文明优势将不复存在。可见，西方的学者对中国的崛起是非常焦虑的，而我们自己却没有这个自信。我们往往看到腐佳节又重阳败、看到社会问题，就会觉得要天下大乱了，我们自己对中国反而是忧心忡忡的。这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对负面的东西看得比较多，我们对这个民族自近代以来的崛起缺乏自信。我们不敢把我们的思想和学说赌在我们民族的崛起上，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赌一把。如果从中国王朝的变迁和西方的衰落这条线上重新叙述中国的历史，是可行的。我自己也想做这个工作，我想我们的民族就达到了费孝通所谓的“文化自觉”，自觉的背后是自信，没有自信哪来自觉。中国究竟该靠什么屹立在世界上？究竟应该怎样活出中国人自己的活法来？我没有什么答案，以上仅算是提出自己的忧虑和思路来吧。 文化研究如何历史化？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热风学术》最初拟定的名字叫做《当代中国》，由此可见文化研究关注的问题所在。文化研究从方法莫道不消魂论上说强调的是历史化和具体化，但是在中国，这种历史化和具体化并不等于琐碎，并不等于历史材料的堆积，甚至它也并不等于数据和访谈，像社会学或人类学做的那样，所有这些都不能解决文化研究历史化和具体化的问题。因为第一，我们姑且不去说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对于实证研究已经有诸多的反思，简单的实证研究并不能导向我们所期望的批判性的结论。在中国语境下讨论文化研究的历史化和具体化，涉及的是对历史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历史的理解。当初我们之所以提出“当代中国”这个旗号，实际上是要和“现代中国” 那套叙述相对立。蔡翔在反思中国历史的时候曾经提出现代中国和革莫道不消魂命中国的对立这样的观念，所谓现代中国，实际上反映的是剑桥历史学派的观念，大家知道，剑桥晚清史之后是所谓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即和胡绳相对应的那套现代化历史观。而我们认为，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必须紧紧和对革莫道不消魂命中国的理解相联系。比如在我们理解诸如藏玉枕纱厨独、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雪灾等现实问题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认识到所有问题的背后牵涉到一个如何看待政府的问题，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有着漫长的历史的政府。现在我们不论批评还是赞成政府，都把背后的那个历史抽掉了，虽然我们文化研究一再强调历史化具体化，但一旦遇到这些具体问题，我们就容易把问题简单化，把问题背后的历史因素抽离掉。在目前强大的评价体系下，如何让我们编辑的丛书体现出自己的姿态来，这是需要不断探索的。在我看来，我们的姿态需要从我们对整个革莫道不消魂命中国的历史的把握中体现出来，这其中包括延安的历史，左翼兴起的历史，也包括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后整个宪有暗香盈袖政危机的历史。我不是很同意把三千年中国历史作整体叙事的方法。目前古代史的大批学者正在致力于这项工作，他们的主导意识就是所谓的“天下”观，在这一点上，我赞同王家范教授的说法，他讲我们讲史学必须先讲新史学。旧史学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如果我们仍然以王朝或者以帝王为单位讲历史，那么梁启超等人所开创的新史学的传统怎么延续呢？还有就是李零在发表了“孔子就是丧家犬”的观点之后，被很多自由主义者引为同道，但在今年第一期的《读书》上，李零特意写了一篇三万字的长文《重读〈动物庄园〉》，我认为这篇文章非常重要，他的主要意思就是说我李零不是自由主义者，我批判传统并不代表我认同西方自由主义那一套。这里面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离开现代来谈传统了，古代传统不是一个客观的任人提取的资源，相反，它经过现代漫长历史的不断改写，已经具备了不容忽视的“现代性”。文化研究在进入具体的个案研究的时候，必须首先树立大的历史观，当然这个大的历史观必须建立在我们对大量具体的历史细节的深刻认识上，在这方面我们认识的越深，我们的发言就越有说服力。比如在谈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的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对革莫道不消魂命政权内部的运作缺乏深入的研究。并且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要不要用西方理论的问题，当年张之洞说你们不要用新名词，别人就回答他说“名词”也是个新名词。因此，所谓少用或不用西方理论作为一个愿望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工作的假设却是不成立的。我这次和阿来有一个交流，阿来说，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的藏文没有一个白话文运动，藏文就无法表达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人现在的经验。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经过了西方理论化洗礼之后的产物，我们又如何能够在一个没有西方理论的环境下展开我们的学术活动呢？因此，我认为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需要花大力气深入到我们独特的中国历史的机理深处，给出我们自己对历史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在于它提醒我们注意，任何中国一国的问题事实上都和整个世界相关联，都是世界的问题，国际的问题。我非常同意曹锦清概括的那三句话，确实，今天我们在处理对外事务上是自我矮化的，我们缺乏把本国问题上升为普遍的世界性问题的能力和勇气。 文化研究的中国性 孙晓忠（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文化研究作为新的学术潮流于1990年代传到大陆，一时让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大学里竞读电影、图像；争谈都市、消费；但是这个热潮来势汹汹，退得也快，今天在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严肃的学者勇于声称自己在做文化研究，早先做文化研究理论的学者，纷纷放弃了“文化研究”，即使仍在做的，也改用了“文化批判”这一更宽泛的命名来指涉自己从事的学术工作，做文化研究常常被讥笑为不务正业，很不“学术”，文化研究在一些专家眼里“糟得很”！这当中有专业主义者对文化研究的傲慢，当然也暴露出中国文化研究自身的问题。回头看看，十年过去了，有关中国的文化研究，实实在在的成果不多，许多问题也的确需要文化研究者认真反省，《热风学术》试图通过实实在在的文本和个案考察，建立批判的文化研究，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这两点应该成为它今后努力的方向。 　　首先，对“批判”这一核心概念的不同理解，反映出内地文化研究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文化研究的初衷是要延续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在更新传统知识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批判性的知识。但是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批判”？批判不是简单的情绪激动，批判并不意味着永远皱着眉头，拎着大棒，横扫一切，当前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化研究，都有人将批判粗鄙化，让批评丧失了活力。按照福科的说法，批判是“深思熟虑的不服从”，批判的前提是深思熟虑，说明它需要对所批判对象进行知识考古，也说明批判是一门艺术，更是斗争策略。同时，批判的文化研究的最终的目的不是以解释世界为最终目的，而是如马克思所说改造世界，对文化的批判意味着建设，建立一种新兴的文化，这样的批判才是有生产性的批判，否则批判就会变成空洞的表态。如此说来，做文化研究仅仅有情感和立场是不够的，要反抗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机器和顽固的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知识体系，文化研究自身也必须知识化。因为现实的复杂已经不再是“说”和“不说”的道德选择，在很多现成的概念都已经完全失效的情况下，文化研究其实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克服传统僵化的“知识”结构，同时自身又必须知识化；一方面要警惕被学院科层化再次收编，同时又需要生产出自身的知识谱系。 　　文化研究目前在中国内地尽管流派纷呈，但总体来说，都有将文化研究逐渐窄化的危险，比如受美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将文化研究仅仅理解为当下的流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变成时尚的注脚。如果说文化研究需要历史的纬度，对中国来说，她能贡献给世界的历史资源恰恰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莫道不消魂命，这是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也是中国的文化研究的中国性之一。对文化研究的狭隘的理解还表现在将文化研究仅仅理解为对城市文化的考察，似乎乡村并无“文化”可言。如果说文化如雷蒙·威廉斯所说决定着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生活意义的赋予，那么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文化场域的意义争夺，在全球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中国向何处去不仅关系到我们自身的未来，关系到中国如何回应世界，也关系到怎样赋予世界别样的意义。 （《热风学术》第一辑，王晓明、蔡翔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今天的天气真好：那真是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飘。学校放春假了。学生们回家的回家，旅游的旅游。周围又变得人烟稀少了起来。这么好的天气，要是还闷在屋里，就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今天我和王老师也欣然搭乘朋友葆芬的车，出了趟远门：到布卢明顿东边的爱丁堡购物中心去了。那里距离布卢明顿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这里聚集了许多专营品牌的商店。】 【王老师和我对这个牌子略有所知。那个打马球的logo看着还是比较亲切的。当然，Nike和Adidas我们也认识。】 【周末，加上放春假了，到这里购物的人还真不少。看看停着的车辆就知道了：所有的停车场都几乎停满了车。】 【多么纯净透明啊：不购物，看这样的风景也很惬意——阳光、蓝天，还有清新的空气！】 【店里面的东西很不错，还有优惠。不过我还是对店外面这样的色彩搭配耿耿于怀——漂亮得让我有点心生嫉妒……】

以前曾看过这个掐头去尾的片段。这是一个完整的版本。收藏一下。也在周日时轻松一乐：

今年的国家图书奖批评家奖最终的评选结果昨日（3月13日）揭晓。智利作家罗伯托·博拉尼奥（Roberto Bolaño）的遗作《2666》获得了小说类的该项殊荣。 来自《扭腰时报》的戴克斯特·菲尔金斯（Dexter Filkins）的《永远的战争》（The Forever War）获得了批评家奖的非虚构奖。 该奖项的自传类奖授予了阿里尔·赛巴尔（Ariel Sabar）的《父辈的天堂》（My Father’s Paradise: A Son’s Search for His Jewish Past in Kurdish Iraq）；而传记类奖则授予了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的奈保尔传记（The World Is What It Is: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 S. Naipaul）。 诗歌奖的获得者产生了两位：奥古斯特·柯蓝扎勒（August Kleinzahler）的《在喧嚣中沉睡》（Sleeping It Off in Rapid City）；朱安·菲利佩·赫雷拉（Juan … Continue reading →

这两天的气温降幅较大。在经历了此前的温暖之后，更觉得风冷刺骨。走在凛冽的风中，看到那些等待开放的花朵，还是那样地娇嫩可人、鲜艳如常。他们外表似乎弱不禁风，其实却无比坚强——这是自然赋予他们的力量——有阳光就绽放，这是他们对春天的信仰。所以，总是忍不住停下脚步，留下他们的影像： 【身材矮小，花蕾肥硕】 【枝头报春的嫩蕾新芽】 【含苞的木棉花等待着灿烂的亮相】 [一定要表扬一下我的傻瓜。他的一个让我欣赏的优点是可以无限近距离地进行拍摄。]

年轻的杰西卡·瓦伦蒂（Jessica Valenti）来自纽约。是一位从事女权主义的推广和宣传的作家和博客作者。本周她在IU为女权主义和她的第三部新作做了推广宣传的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虽然年仅30，但已有两部女权主义著作出版，第三部新书也将在今年四月面世，杰西卡·瓦伦蒂堪称新型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根据她自己的介绍，她在女权主义的推广过程中，致力于改变遭到男人痛恨的女权主义的刻板形象，使之成为人们都能够接受的女权主义。而她的方法就是通过幽默诙谐的语言和辛辣的讽刺来吸引读者。 在她的演讲中，她的幽默和讽刺也有所显露。比如，她在谈及女权主义的传统形象时，她说：“假如人们一听到这个字眼就上火，那么显然，有些东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谈到所谓的女人的贞操观和道德观时，她说：“女人们被引导着去相信我们的道德规范就在我们的两腿之间”，而事实上，女人的道德也和男人们一样，应该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而不是在身体上。 杰西卡·瓦伦蒂已经出版的两本书分别是《女权主义最前沿》（Full Frontal Feminism: A Young Woman's Guide to Why Feminism Matters），和《男女有别：50种女人应该了解的双重标准》（He's a Stud, She's a Slut...and 49 Other Double Standards Every Woman Should Know）；她的新书标题是《纯洁的神话：美国人的贞操迷情如何伤害着年轻的女性》（The Purity Myth: How America's Obsession with Virginity Is Hurting Young Women）。 杰西卡·瓦伦蒂所在的官方网站在这里：Feministing.com。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在这里参与交流讨论，了解女权主义的发展动向，等等。 … Continue reading →

此篇转引自东东枪： 1.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别你大爷了。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五日 2.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子路曰：“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论语·阳货第十七》 3.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颜路对曰：“你妈逼。” ——《论语·先进第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