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06月 2008

【来源：这里】

“一个人最辉煌的时刻，我毫不怀疑，是他跪倒在地，双手捶胸，将一生的罪孽和盘托出之时。”——王尔德 1893年，王尔德（左）与波西的合影 《自深深处》是王尔德在雷丁监狱中写给情人波西的一封长信。此信在王尔德去世后，于1905年删节后刊印，手稿由其密友罗伯特·罗斯捐赠给大英博物馆，条件是60年内不可公开，所以直到1960年底，这封信全文才正式出版。1895年，王尔德因“有伤风化”罪被判入狱，控方乃波西父亲。两年囚禁期间，波西没写过一封信给王尔德。王尔德处于自由散失、身败名裂、破产、离婚、儿子被剥夺抚养权、母亲伤痛去世、甚至所有的藏书文稿也都变卖的苦痛之中。他从最高的声名、享乐的人生、艺术的眷顾、爱情的甜蜜中，一下子跌到人生的谷底，跌到炼狱中。这封信，实乃他对过往、当时状况的冷静认识，对未来的预期，写下此信，是要“把堆积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去掉心中芥蒂，才能让心灵飞升。悲怆的反思没有让他沉沦，反倒洗涤了他的灵魂，带给他一个新世界，他认识到，悲怆“是生活唯一的真实”，“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情感，既是一切伟大艺术所归的类型，也是一切伟大艺术必经的考验”。 首先是认识。认识情人波西，也认识自己。他对罗斯说，狱中生活使得一个人能够洞察人和事的本来面目。他历数和波西交往的开始及种种生活细节，清醒、理性地认识波西浪费奢侈的恶习、反复无常的性情、同其父一样暴虐疯狂的个性，他们之间恩怨、分合状况，以及整个案件所以演变的过程。波西后来出过自传，有所申辩，认为王尔德所说并非全部属实；而罗斯1905年发表此信时，也删除了关于申诉波西及其父大约一千多字的内容。真实状况如何，皆已随当事人而去无可考。但从王尔德角度，冷静反思与波西的关系、认识波西这个整体的人（写给波西的其他情书，一味充满爱意地将波西当做希腊神，当做美的化身），并非只为了谴责波西、发泄愤怒，而是让自己和波西一起醒悟自己的缺点，学会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他要波西忍受刺耳的话耐心将信看完，明白他的意图，可惜波西收到信后，只看了几页就撕毁了。同时，此信的目的，“我必须把重负从你的肩头举起，放上我的肩头”。王尔德认识到，是自己的软弱，让情欲左右灵魂，放纵享乐生活，听凭一群混混环绕左右，使意志力屈服生活恶习而不为自己掌控。他说：“是我自己毁了自己——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如果不是自己毁自己，别人谁也毁不了。……假如我这么无情地谴责过你，想想我又是多么无情地谴责自己。你对我做的一切已够可怕了，我对自己做的则更为可怕。”认识自己，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将自己的骄傲、恶习、软弱、败坏，一一数点，只有高贵的灵魂才能承担，也只有经过炼狱，在痛苦的沉思中，在悲怆的呼号下，转化来的力量。王尔德说：“一个人最辉煌的时刻，我毫不怀疑，是他跪倒在地，双手捶胸，将一生的罪孽和盘托出之时。”他还认识到，错误地将自己交付给被自己冷嘲热讽、与之抗争的社会和法律，那个社会是庸人的社会，试图以自己的唯美、放荡不羁的艺术来对抗整个精明算计市侩平庸的生活，这，注定是要失败的。 其次是爱和宽恕。王尔德认识到，波西是一种非常现代类型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标本，只有各种生活的欲望和兴趣，却并非唯美的和艺术的；一个较低层次的人或者更适合波西。他也知道，波西的确爱过自己，只是这个爱，被虚荣心和对父亲的仇恨消淡，以致不能用心去爱护王尔德的友情，不能珍惜他的艺术才华。因为仇恨父亲，波西一再与父亲争斗，一定要借王尔德的手将近乎疯狂的父亲送上法庭，大大地报复父亲、满足虚荣心，却带累王尔德成为父子相仇的工具，以致身陷囹圄。仇恨否定了心智，萎缩了情感，而将一切美好的东西破坏殆尽。但他并不想因此就恨波西，他也教导波西不要有怨恨，心里要存有爱。他说，爱比恨美。“爱是用想象力滋养的，这使我们比自己知道的更聪慧，比自我感觉的更良好，比本来的为人更高尚；这使我们能将生活看成一个整体；只要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现实也以理想的关系看待理解他人，唯有精美的、精美于思的，才能供养爱。”恨呢， “恨却蒙蔽了你的双眼，使得目光所及、不过是你那狭隘的、被高墙所围堵、因放纵而枯萎的伧俗的小园子”。同时，即使为了自己，心里也要存有爱，没有了爱， “我的灵魂怎么办？”他说：“不到三年时间里，你把我完完全全给毁了。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别无选择，唯有爱你。”因为如果活在仇恨中，周遭的一切都变成荒漠，每一棵棕榈树都会枯萎，每一处清泉都变成毒水。为了生活，要宽恕，要爱。王尔德这样教导波西，也勉励自己。如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所说，“她许多的罪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 然后，他体会到了悲怆所带来的意义。有了爱给予的力量，他才能反思整个生活，体会到“悲怆中自有圣洁之境”。他说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正是要让自己从怨恨中解脱出来，“只有胸不存块垒，不为怨恨和鄙夷所困，我便能满怀信心，泰然直面人生”。他说，他人生有两大转折点，一是父亲送他到牛津，一是社会送他进监狱。他告诉自己，首先不要因为受惩罚而羞愧，因为“神是神奇的。他们不但借助我们的恶来惩罚我们，也利用我们内心的美好、善良、慈悲、关爱，来毁灭我们”。不羞愧了，就能自由地思考、行动和生活了，就有了生活的信心了；其次，必须学会在苦痛中的欢乐。过去，他只为放纵享乐生活而活，认为苦痛是生活的缺陷，现在他认识到，生活的真谛即是受苦，而“世界之所以悲深苦重，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某种爱”。饱经悲怆的王尔德，最终认识到，“痛快享乐，是为了美好的肉体，而痛苦伤心，则是为了美好的魂灵”。他也从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将自己化为悲怆之人的形象，体会到悲怆和受苦是一种实现美的方式，体会到悲怆所包含的艺术的、浪漫主义的、诗性的意义；他以自己的遭遇想象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的遭遇，又从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的遭遇，感同身受。他在监狱里读《福音书》，在肉体下降到最困顿时，灵魂却得到了洗涤。这，就是悲怆带来的意义。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6月11日 作者：赵荔红】

[A couple reacts immediately after an earthquake struck during their wedding photo shoot at a deserted catholic seminary in Pengzhou in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Monday May 12, 2008. Five couples were having wedding photos taken when the earthquake struck, … Continue reading →

再来一篇龙应台先生的作品。这篇文章在四日二日由德文的法兰克福汇报（ＦＡＺ）副刊作特稿发 表。文章中至少透露了这样一点：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威权主义，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信仰自由主义。所谓文化差异已经不能够沿着传统的文 化区域分隔去切割。看起来是甲文化与乙文化的差异，往往同时是甲文化或乙文化内部也有的重大分歧，做文化对比时不能不慎重。文章虽是与欧 洲人的辩诘对话，或许对中文读者也提供一个不同的视野。 今年三四月间联合国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大会里，欧洲联盟不再和以往一样对中国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状况大加抨击，是北京的一次外交胜利。我在想，欧洲政治人物是否已经开始接受一种说辞：“我们中国人和你们不一样，所以别用你们的标准来批评我们。” 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加州学者张隆溪曾经用了一个例子：小说家博尔赫斯为了彰显中国人民的“不一样”，说他在一部百科全书里读到中国人对“动物”是这样进行分类的： 一、属于天子的动物，二、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寓言动物，七、无主的狗，八、属于此类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博尔赫斯当然是天花乱坠，旨在嘲弄，但傅科却正经八百地去解读博尔赫斯的玩笑。他说，中国人这种“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专注于空间秩序；对于事物的复杂性的理解，以我们的归类思维方式，与他们是完全无法进行命名、讨论、思考的。” 中国人的“非逻辑”思维在中国哲学家圈内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题目；梁漱溟就曾经强调过中国人重玄学的直观思维。但是博尔赫斯的“百科全书”如此荒诞而竟有人上当，表示“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认定在欧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这种认定在欧洲的通俗文化里也非常普遍。 德国南部有个旅游景点， 叫“欧洲乐园” ，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莫道不消魂国”等等。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带着民族风味的房子漆着明亮的彩色、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客微笑、点头。 乐园中唯一不属于欧洲的国度叫做“巴塔维亚之屋”（巴塔维亚是雅加达旧称）。这个亚洲小国嘛，就在一个乌七八黑的水流甬道里，阴森森的。游客坐在小船上，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山羊胡的腊制中国人，怪模怪样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水中，长蛇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 “欧洲乐园”所推出的亚洲图像使我想起英国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个鸦片鬼的忏悔”。“忏悔”中当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对自己梦魇的描述。德昆西的梦魇有一个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 “属于亚洲的种种最恐怖的 ** 和意象。 ”譬如“在中国或印度最常见的热带动物——飞禽猛兽、爬虫、奇花异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现。鳄鱼追咬不放，他逃进“一间中国房子里，里面藤制桌椅的脚突然活起来；鳄鱼那令人恶心的头和邪有暗香盈袖恶的眼盯着我看。”当他的孩子被他吵醒，他看见孩子“天真”的、“属于人类”的脸庞时，不禁泪下。 “欧洲乐园”所反映的不过是德昆西对欧亚文化差异成见的翻版——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邪而安全的，亚洲却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诡异而危险的。可叹的是，从德昆西到“欧洲乐园”，人类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的时光！欧洲人固执地继续相信“中国人不一样”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异国风情有一种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险的异国风情较之一般的异国风情又更有刺激性。没有了阴森恐怖的“巴塔维亚之屋”，“欧洲乐园”岂不太无聊了？ 两极化的东西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人自然也有难以打破的成见。在义和团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深信传教士会拐骗小孩，然后在教堂地窖里挖出小孩的眼珠。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旧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的上海某大报就刊了这么一篇文章： “中国人深谙兵法，但祟尚和平；我们参战是出于自卫，洋人则爱挑 衅、好杀戮及侵略。 中国人出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洋人则出口最能获利的东西。 中国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倚靠刺刀和马靴。 中国人讲义，洋人讲利。 中国人教导子女知足，洋人教导子女要求更多。” 黑白二分，简化到这个程度的思考在这里是无需评论的，但是同样简约制式的思考方式却也同时是许多亚洲领袖津津乐道的所谓“亚洲价值”的基础。在“亚洲价值”的架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财产，不属中国传统。结论就是：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标准求诸中国。对中国要求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的，若是中国人，就是卖有暗香盈袖国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者。这种推论法不仅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用，西方许多自诩进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谓“文化相对论者”，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和应不应该在中国推行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丝毫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传统，却在中国运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女人缠足显然属于中国传统，却被中国人摈弃了半个世纪以上。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的简化就是对文化的扭曲。中国文化在时间上绵延３０００多年，在空间上横越高山大海，在组织上蕴涵数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学说，还不去提种种巨大的外来影响，譬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于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譬如极重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辨证质疑、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 西方文化发展形成的复杂，同样抗拒着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简化。你说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胎记？哪一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前或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前或启蒙运动后？你说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观念属于西方传统？法莫道不消魂国大革莫道不消魂命前或法莫道不消魂国大革莫道不消魂命后？个人、自由、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在西方文化里也是经过长期的辨证和实验才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们“固有”的财产。 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幅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漩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地激荡冲撞、不断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当然，把文化简化、两极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够清楚地分出“非我族类”，而异我之分又满足了人类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与安全感。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又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他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划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质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瑞脑消金兽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 代表谁的中国人？ 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且我们必须尊重别人保持文化差异的意愿。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好吧，“中国人说，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观念属西方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所以不适用于中国。”在辩论适用不适用之前，有些根本的问题得先搞清楚。 是什么“中国人”提出这种说辞？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中国人的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是少数，他们有什么代表性？如果是多数，他们待这样的主张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权利？ 这些问题不先追究，我们从何知道他们所宣称的“文化差异”是真是伪？如果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文化相对论者也无法置喙其中。假使文化差异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可以考虑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差异，而谨记伏尔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认识到凡是传统就得面临变迁和挑战的中国人，他很可能决定：这个文化传统压根儿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谁也不会否认，一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全盘重估的过程。 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某些人，从来不曾允许过别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他们企图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说话，企图向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并且要求国际尊重它的文化“差异”，一种由强力定义的文化“差异”。奇不奇怪？ 托玛斯曼流莫道不消魂亡美国时，记者问他是否怀念德国文化，他答道：“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他的意思够清楚了：假使硬要一个人来代表德语文化的话，那么那一个人就是他托玛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诉我，哪一个文化相对论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称的德国文化“差异”？当然，同一个德语文化培育了托玛斯曼也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盘接受一个由统治者片面定义的文化差异而毫不批判置疑，在我看来不是盲目无知，就是对受压迫者冷酷漠视。 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这个问题和中国人该不该享有现代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毫不相干。但是在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会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两者都不能以简化或两极化来理解和对比。尊重文化差异，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异，而不是由统治者为了权力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伪差异，或者是为了满足观光客而想橡出来的“巴塔维亚之屋”一类的变形差异。 我个人并不担忧异国风情和神秘感的消失；真正的文化差异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想像奔驰、好奇心深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险。扭曲一个文化固然可能点燃有趣的“创造性的误解”，却更可能引爆毁灭性的仇恨。 1998年 … Continue reading →

我喜欢龙应台的文笔和龙应台的思考。还曾经在读完了龙先生的短篇小说“高健壮的一天”之后，热情洋溢地写下了一篇小小的赏析文字。下面的这段引文来自龙应台的一篇题为“不相信和相信”的短文。读来耐人寻味：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份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有暗香盈袖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剎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仿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附本人一年半以前写的一篇评龙应台先生的短篇小说“高健壮的一天”的文章： 性别角色倒置和两性社会关系的反向戏仿 “高健壮的一天”是 龙应台女士2005年的一篇新作。在大陆地区，这篇小说首先在《台港文学选刊》2005年第7期上刊发，此后，《小说月报》2005年第9期进行了转载。顾名思义，“高健壮的一天”浓缩了主人公高健壮日常生活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天。在这个由六个生活场景组成的小说中，作者龙应台透过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及其情感纠葛，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世界，并且进而引导人们对当前生活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思考。 毫无疑问，“高健壮”这个名字是一个男人的名字，也确实指的是一位高大健壮的男人。小说的开篇暗示我们这位的英俊健壮的中年男子也不乏仰慕者。但是，这样一位颇具魅力的男人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不同于我们头脑中熟悉的魅力男形象。因为很快我们就发现高健壮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倒垃圾、忙早点，把太太美丽招呼好了去上班，然后自己又忙着去照看自己的儿子飞飞。晚上，美丽的父母、哥哥一家、及其妹妹一家来做客，高健壮在厨房里手脚不停，张罗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自己却不怎么能够挨得上桌子的边儿，时不长地得去忙着照看几个孩子。等到客人们吃完了饭，到客厅看电视去了，他又得收拾整理厨房，忙得不亦乐乎。这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贤妻良母的职责吗？怎么成了“贤夫良父”了呢？如果你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那么关于高健壮的太太美丽的描述，则让我们感到既似曾相识又非常陌生。高健壮的太太美丽“是个‘赚面包回家’的人”。每天早晨美丽起床的时候，她都会对躺在身边的男人说“‘你真好命！不需要面对外面人吃人的世界！’他说这话时的语调很奇特，一方面是嫉妒，一方面是鄙夷”。美丽是做工程项目的。她的秘书都是些年轻英俊的男士。她也会不失时机地、充满体恤地勾引勾引他们：向他们暧昧地笑笑，抛抛媚眼，或者在他们的屁股上拍一下、掐一下。而那些美男子们也乐得有这样的机会向他们的上司献媚。美丽还有一位嚷嚷着要她负责的情人李大伟。面对知晓了她的婚外情的萋萋哀哀的丈夫，美丽会很耐心地劝说：“我从来没嫌过你，傻瓜，跟李大伟只是逢场作戏，你也知道嘛，女人有时候是忍不住的，不代表什么嘛！我还是很顾家的，出差都很少，跟李大伟只是一次，酒喝多了，纯粹生理反应，一点感情都没有——你一定要相信我，夫妻同林鸟呀……”，然后再调调情，于是一切归于风平浪静。熟悉吧——我们头脑中的很多家庭中的男性形象不就是这样的吗？陌生吧——因为这里发生了性角色倒置，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我们习惯中的男人，而是美丽这样的女人！ 不难看出，龙应台在她的这篇小说中充分地运用了“后现代招式”，通过戏仿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的生活模式和一些常见的现象，来 ** 男性中心主义这一意识形态。 传统上人们对于男性和女性认识主要是一种生理决定论的观点，即男人和女人的秉性在一出生时就已经被决定了，女性是柔弱的、多愁善感的、易受伤害的，因此必须被动地臣服于强大的、富有创造性的、理性的男性，男性是主宰、是中心。长期以来，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阶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性别意识都在不断地得到强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说“别婆婆妈妈地”，“像个男人！”“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生理决定论和男性中心主义在我们生活中的反映，同时，生理决定论和男性中心主义又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男性和女性与特定的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甚至在婚姻和家庭共同体中，在对待性的问题上，“男女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更为明显。男人是家庭中的主宰，他有性自由，而这种自由却没有给予女人，对她所期待的是忠诚”。除此以外，女人要伺候好丈夫、照看好孩子、打理好家庭的里里外外。处处以贤妻良母为准则。否则，就会被斥之为“不守妇道”。 而在“高健壮的一天”中，所有以上提及的传统观念全部被彻底 ** 。显然，龙应台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性别倒置的世界，甚至连纸尿裤的牌子（“爸爸乐”牌）都在强化我们的这种认识。在这里，女性角色被非常明显地赋予了传统男性角色所具有的性格特征，并且承担了传统男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而男性则显示出原本人们划定给女性的种种性别特征，以及这些性别特征所包含的社会内含。于是我们看到高健壮是一位典型的“贤夫良父”——洗衣、做饭、看孩子是他的职责。在家里，他要信守“夫道”。他会因为太太的出轨行为而哭闹，但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又能忍辱负重——他认为这就是男人的命：男人是需要爱的，可是“他终究也躲不掉这属于男人的悲情命运”。总之，高健壮身上体现出了原本是占中心地位的男权制度赋予女性的那一套温柔、怯弱、顺从、谦卑等特征。而他的太太美丽则完全体现出了相反的特征。美丽是家庭中的“赚面包的人”。她每天得在职场打拼，表现出非常强势独立的个性。正是由于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她于是也便拥有了在家庭中的主宰地位。这使得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是她而不是她的丈夫拥有性的自由。她可以在外面招蜂引蝶，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辩称那只是“纯粹生理反应，一点感情都没有”。面对丈夫的“男人的后中年期忧郁症候群”，她表现出的是无奈和不屑。美丽下面说的这段话不仅充分表明了她对丈夫的不耐烦，也充分体现了她在两性关系中的优越的主宰地位，同时也突显出了两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之所在。美丽向她的朋友诉说道，“我说怎么了，日子过得好好的生什么忧郁症？赶流行是不是？他就说我不关心他，不爱他，只爱我的事业。我就说，关心事业不就是关心你吗？没有我天天上班做牛做马，你哪能这么轻松地天天度假？他就说他的日子太闷、太无聊，太缺少自我成长、缺少成就感。我就说，你有一个漂亮的家、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你还要什么嘛你——”然后，美丽摇摇头说，“男人哪！”这一声叹息是那样的熟悉（只有一字之差），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无需赘言。 显然，龙应台的“高健壮的一天”是对当前社会及其两性社会关系的反向戏仿，是对男权意识形态的揶揄，更是对占据主导和中心地位的男权文化的 ** 。通过这样的后现代主义的处理方法，龙应台 ** 了两性社会关系中的中心和边缘、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实现了引发人们对我们的社会和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的目的。在性别身份这个问题上，龙应台通过她的后现代主义游戏再一次对传统的生理决定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尽管早在二十世纪中期，随着存在主义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生理学意义上的男女概念，性别问题一直是与历史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这种认识常常只被归入女权主义的理论范畴，因而也就常常被人们（尤其是习惯于男权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人们）所忽略。而龙应台通过将两性社会关系中的男性/女性、中心/边缘的权力关系颠倒过来，让人们看到了性别生理决定论的荒谬，看到了两性社会关系中的性身份的本质主义的危险性。同时，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龙应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男性进行了肆意的戏谑和嘲讽，甚至直接开玩笑地把男人描写成了“王八”（“现在她整个身子趴在桌面下，只有四肢在桌缘，头伸了出来，你看他像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龙应台对男权社会的戏仿和 ** 仅仅停留于两性关系的问题上，并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在她的后现代主义游戏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顾家、爱子和忠诚”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通过龙应台对美丽和李大伟两人之间关系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戏仿和 ** 并非要实现什么新的模式的建立，而只是要引发人们对两性社会关系展开重新思考，并且对男权社会所设置的种种规范和准则提出质疑。关于婚外两性关系问题，人们对它的接受度是有着程度的差异的，其中，所谓的第三者的怀孕与否常常会成为问题的关键。一般而言，人们会谴责那些喜欢沾花惹草、生活不检点的人（不管男女），但是，只要不惹出大的乱子，比如怀孕，似乎那还没有超出人们可接受的极限。如果有怀孕这样的事情发生，则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就不可以说那只是玩玩而已了。于是当事人也会有意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而作为所谓的第三者则会利用这一点来要挟，或者逼迫另一方就范，或者以此来达到某种目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当事人不仅仅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上的义务。所以，尽管“男人，不会怀孕。公鸡，不会下蛋”这样的道理人尽皆知，但是当李大伟怀孕的消息被确认的时候，美丽还是感到了紧张和不安。而美丽所能想到的既可以保证家庭的稳定又可以不至于把事情闹大的最稳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不了花点小钱，把孩子切掉，补他一点，不就没事了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龙应台在两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道德意识。她没有因为在小说中将两性社会关系的颠倒而忘了让处于中心位置的自我对弱势的边缘的他者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并接受一定的道德规范的约束。为了这样的目的，她让李大伟这个美丽的小男情人怀孕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龙应台在“高健壮的一天”中通过戏仿男权中心社会而实现的 ** 策略似乎只是为了达到一种让男性与女性进行“换位思考”的目的。虽然作者在叙述过程中，自始至终不动声色，但是其立场已经不言而喻，勿庸置疑的了。

在这里看到了这首诗歌。非常喜欢，便转录于此。原文那里还有关于这首诗歌的两种可能的解读。其实，包括Demeter在内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角度。所以关于这首诗歌的解读当然也是开放的。这里所配的译文不是我做的，我读到它的时候就有，所以也原样保留。不过基本上是按照原文的字面直译。除了把“none too soon”译成“迟迟”似乎不太准确外，其余的字面理解基本准确。当然，对英语诗歌的欣赏主要在于对英语原文的诵读…… 我喜欢这首诗。欣赏一下： Demeter (大地之母) by Carol Ann Duffy Where I lived -- winter and hard earth 我的居所 —— 冬天和坚硬的大地 I sat in my cold stone room 我住在冰冷的石屋里 choosing tough words, granite, flint 试着用坚硬的语言、大理石，燧石 to break the ice. My … Continue reading →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的若干个最新的关于书籍与出版的调查统计数据。最近的一个“全国艺术捐款”（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机构的报告称，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53%在去年未读过一本书。然而，同一研究还发现，其中7%的成年人———人数共计1500万，从事创作，大多数属满足“自我表达”的 需求。又据美国出版业状况追踪者鲍克称，2007年，在美国出版或发行的图书高达40万种，大大超过2006年的30万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自费出版的那些品种。也就是说，当代人表达的欲望远远超过欣赏的兴趣。美国有专门供自费出版的公司，其中较著名的有“IUniverse”、“Xibris”、 “Lulu”等几家。IUniverse成立于1999年，近年来每年都以30%的速度在增长，目前每月出版500种图书，常印书已达36000种。其中，除少量属专家学者们在各种学术会议期间出售的“名片书”（“Calling Card”Books，指展示作者学术研究成果的专著）外，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年龄一般是人生的两头，要么较大，（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金钱以及要讲的故事）要么是他们的孙辈（他们有强大的成名欲），目的仅仅想让自己的作品印刷出版。这些书籍一般销量不足200册。Xibris现已出版18000位作者的 20000种图书，基本上对手稿来者不拒，唯一的把关是看有否“冒犯人的或其他不合适的内容”。Lulu对自费出版有一个明确的定价，未来的作者若愿意付 299美元即可得到版式设计、印制与国际书号；若付499美元则在上述基础上增加编辑对书稿的结构、情节、材料运用以及语法、标点与拼写等方面的指导与修订。这个价格比我们的出版费要优惠多了！ 恰如一位墨西哥批评家、《书海无边：富足时代的阅读与出版》（So Many Books:Reading and Publishing in an Age of Abundance）的作者扎伊德（Gabriel Zaid）所说：“随着出版变得不再昂贵，书写自我的诉求成为了出版自我的机遇。现在，人人都付得起在沙漠中布道的费用了。”他还为当前的读者为读书所付出的代价算了一笔账，并不无揶揄地说：“若一本大众市场上的平装书值10美元，一般需两小时才能读完，对于一个赚取最低工资的人，其所花费的时间则与该书的价格相等。然而，对于那些一小时可以挣50-500美元的人，买与读该书的代价是100-1000美元，这还不包括获取相关图书信息并将它购到手的时间。”当然，真要读书就不应该如此斤斤计较，否则除了学生的教材教辅与社会上指南手册类图书外，还有谁会读其他的书呢？不过，平庸之作（自费出版物及出版机构所谓的“关系稿”的大多数应属此类）确实浪费了我们许多宝贵时间。法莫道不消魂国作家纪德（Andre Gidé,1869-1951）曾给那些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作者们泼去冷水说“就此打住吧！就此打住吧！（Découragez! Découragez!）”无独有偶，鲁迅先生在其临终遗嘱上告诫自己的亲人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并非所有的声响都是音乐，同样，远不是所有的印刷文字都是著作。在这个作者数量似乎要超过读者数量的今天，具有一双较强鉴赏力的眼睛与一个健全的精神的胃尤其重要！ 对已被广泛接受的“真理”的理性 ** ，一是要靠科学的发展，二是要靠 ** 者的周密研究推理与勇气，两者必居其一。当代心理学家对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性格理论的 ** 以及东西方学术界对赛义德“东方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均为很好的例子。但结果又如何呢？ 近一百年前，弗洛伊德强调父母早年的行为给尚处于婴儿期的孩子打上鲜明烙印，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无（潜）意识思维”、“性压抑”、 “俄狄普斯情节”、“伊德、自我与超我”心理结构三层面等概念来解释人的个性。然而，现代人类性格研究者几乎一致地认为，人的性格是由基因、同辈以及在童年或成年后经历的特殊而偶然的事件决定的。父母仅对上下辈的关系产生影响，与一个人的性格无关。弗洛伊德认为人可以通过长期的心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个性，而现代研究认为，只有认知疗法才稍微有点效果。丹尼尔·内特尔（Daniel Nettle）在其近著《个性：是什么创造了你的现状》（Personality. What makes you the way you are. 298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里，用大量的事实来表明进化理论与遗传学是如何“共谋”去创造“居无定所者、忧心忡忡者、有控制欲者、富同情心者与诗人，以及胆大妄为者与羞怯向隅者”的。现代科学采用进化理论、基因工程、对生活在一起与分开生活的同卵双胞胎的研究以及大脑成像技术等理论与方法，来分辨人类神经系统构造的不同及其对他人与事件所做出反应的个性差异。研究证明尽管人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但他们特有的反应都可以归结为五类基本的要素：外向性或内向性、神经质、讨人喜欢或受人厌恶、认真或粗枝大叶、开放性或对新事物不感兴趣。内特尔为以上每个要素设置了一章的篇幅，详加讨论，并指出了这些性格特征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从进化论来看，均有其利与弊。行为—基因研究不断地发现个性特征的可遗传性，而且任何性格特征其遗传的比例都要占到50%左右。也许是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另50%的因素来自家庭“共有的环境”，如父母养育孩子的方法以及孩子与兄弟姐妹和父母之间共度的时光与经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领养的孩子与他们的领养父母之间就会存在很强的性格特征相关性，但事实证明这种关联很弱或根本不存在。这就意味着，若孩子与父母及祖父母之间性格雷同，原因在于他们与这些亲属享有相同的基因而非经历。那么，除基因外的另一半影响来自何方呢？内特尔很坦率地说，“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他坚持认为 “环境对个性的影响这一领域现仅有一些未被证实的概念”。现代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宣判了弗洛伊德个性化学说的没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注重实验经验的客观化性格形成理论。不过，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仅在医学科学，也在艺术创造、教育及政治活动等方面得到广泛地运用，而内特尔等人的著作一般基本不涉及现代性格形成理论对其他领域的意义，因此，要全面 ** 前人学说还有待时日。 … Continue reading →

黄集伟老师在他的“一周语文”里推荐了方方的这首诗。细想起来，我已经有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读方方的作品了。不过方方这个名字对我一点也不陌生。时至今日，我还是能够记得上中学的时候第一次读方方的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好像叫做“大篷车上”吧，写新时代年轻人的故事的。那个时候方方还是一个很新很新很新的新人呢。）时的情景；还能够记得那个时候跟李同学、王同学交换着阅读，然后又热烈交流的那份热情。冷不丁回头这么一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岁月如梭啊…… 到那个时候 方方  当喧嚣声潮水般退去 当周围的人越来越少 当生活变得庸常 当日子成为自己的 当静夜 当孤独像空气一样弥漫 当别人家正热闹地说笑 当冬夜里一个人站在窗口看雪 当五月十二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 当生日 当春花盛开邻居一家人出去郊游 当清明的雨无声落下 当一个人吃着晚餐 当凉爽的风穿过空荡的房间 当中秋 当空空的秋千无节奏地摇晃 当另一个枕头永远失去温度 当病卧在床茶杯里没有热水 当早上醒来习惯地喊着的一个名字 当年关 当人们去关注无数与你无关的事 当你再次进入茫茫人海不再是焦点 当最艰难的时候沸腾地过去 当更加艰难的岁月寂寞着来临 当当…… 当到了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我希望我是你的亲人 我虽然痛过，却没有像你这样的惨痛 我虽然哭过，也没有像你这样的悲哭 虽然没有 但你的惨痛和悲哭也是我的 到那个时候 我请你走到月光之下， 或许你会从那里感觉到我的温暖 虽然很淡，但它却会落在你的身上 … Continue reading →

【作者：哈维尔||译者：黄灿然】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一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维持不断的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作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二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半夜凉初透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半夜凉初透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半夜凉初透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截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有暗香盈袖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半夜凉初透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 --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 1995年） 转自：独角兽论坛思想的苇草(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8-6-4 13:18:00) http://www.unicornbbs.cn/dispbbs.asp?boardID=16&ID=24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