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11月 2007

以下是我的一篇短篇小说译作。发表在 《外国文学》2007年第5期上。“表姐妹”是美国当今最为著名的女作家之一，短篇小说女王，乔伊丝·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e Oats）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是当年的年度北美最佳短篇小说之一。   表姐妹 乔伊丝·卡罗尔·欧茨著 佛罗里达，莱克沃思 1998年9月14日 亲爱的摩根斯顿教授： 我多么希望我能够直呼你"芙瑞达"呀！但是我还无权享有这份亲密。 我刚读完了你的回忆录。我有理由相信我们是表姐妹。我娘家的姓氏是"施瓦特"（这不是我父亲的真实姓氏，我想这个姓是他1936年在埃利斯岛上时改的），但是我母亲的娘家姓"摩根斯顿"，而且她们家和你们家一样来自考夫博伊伦。我们原来要在1941年见面的，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小孩子。你和你的父母、还有姐姐和弟弟要到纽约的米尔本来和我、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两个哥哥生活在一起。但是你和其他流莫道不消魂亡者搭乘的那条船，"马雷亚号"，在纽约港口遭到了美国移民当局的阻拦。 （在你的回忆录中，你简略地提到了这些。你回想起来的船号似乎不是"马雷亚"。但是我肯定那就是"马雷亚号"，因为我觉得它读起来就像音乐一样美妙动听。当然你那个时候还很小。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你也就不会记住这些了。依我的推算，你那时是6岁，而我是5岁。）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不知道你还活着！我一直都不知道你们家还有幸存者。是我的父亲告诉我们说你们家一个也没活下来。我真的为你和你的成功感到高兴。一想到你自从1956年起就生活在美国，这令我震惊。你在纽约市上大学的时候，我正生活在纽约州的北部呢（有了第一次婚姻，并不愉快的一次婚姻）！虽然我觉得我会对"生物人类学"感兴趣，但是很抱歉，我对你之前的书并不了解！（很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受过你那样的高等教育。我不仅没有上过大学，连中学都还没有毕业。） 嗯，我写这封信是希望我们也许能够见面。哦，尽快见面吧，芙瑞达！不要太晚了。 我不再是你的那位5岁的、成天想着有个新"姐姐"（因为妈妈保证过的）来与我同床而卧、并形影不离的小表妹了。 你的"被遗忘了的"表妹 丽贝卡 佛罗里达，莱克沃思 1998年9月15日 亲爱的摩根斯顿教授： 我昨天刚给你写过信。可是现在我感到很不安：也许我把信寄错了地址。如果你离开了芝加哥大学，正在享受安息日假期，就像你在回忆录的封皮上所说的那样，那我就尝试一下这种方法吧--由你的出版商转交。 我把同样的一封信附上，尽管我觉得它根本不足以表达我的内心感受。 你的"被遗忘了的"表妹 丽贝卡 另：当然，芙瑞达，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想，我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佛罗里达，莱克沃思 1998年10月2日 亲爱的摩根斯顿教授： 上个月我给你写了信，但是恐怕我把地址写错了。我把这些信都装在这里寄给你，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尔托，在斯坦福大学的"高等研修学院"。 可能你已经读到了我写给你的信，并且受到了冒犯。我知道我不太擅长写信。我不应该谈论有关1941年跨越大西洋的经历，就好像你本人不了解这些事实似的。摩根斯顿教授，关于你和你的家人在那个噩梦般的年代所乘坐的船的名称，我并非有意给你纠错！ 在迈阿密的一份报纸上转载了对你的一次访谈。我很尴尬地了解到，自从回忆录出版以后，你已经受到了大量"亲戚"的来信。我微笑着看到你说："当最需要他们的时候，那些在美国的亲戚们又都在哪儿呢？" 真的，我们就在这儿，芙瑞达！在纽约的伊利运河边上的米尔本。 你的表妹 丽贝卡 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 1998年11月1日 亲爱的丽贝卡·施瓦特： 感谢你的来信，感谢你对我的回忆录所作的反馈。自从我的《起死回生：我的少女时代》在美国及海外出版以来，我收到了大量的来信。对此我深受感动，并且真的希望有时间对这些来信一一作答。 致 … Continue reading →

野马导言：最近，有好多的资讯和信息，也有一些感慨。可惜我不是每天只靠写字吃饭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坐下来整理成文，就以图片说事儿吧！     知道2007年度在英美文学领域最具想象力的小说，或者说最引人入胜的小说，是哪一篇吗？据说不是《哈里·波特和死圣》（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而是一本名叫《非凡的读者》（The Uncommon Reader，见上图）的书。它的作者名叫阿兰·贝内特（Alan Bennett，见上图）。贝内特是一位剧作家。他创作的这篇《非凡的读者》从篇幅上来分，当算中篇小说。讲述的是英格兰女王晚年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位贪婪的读者的故事......   上周，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发布了一条并不让人乐观、应该具有警示性作用的消息：在美国，不管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年人，越来越少的人热衷于阅读了。这条消息引发人们对于"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这个问题的广泛思考。许多名人，包括很多知名的作家，纷纷加入其中，讲述他们对于阅读的理解，以及阅读给他们带来的收获。...... 野马以为，我们中国当下的很多人也应该有这方面的思考。我们的阅读人群不是也在不断减少吗？   这是《纽约时报》上的一幅有关非洲粮食缺乏问题的配图。我感觉到它表达的内容很丰富。我很感动......

野马导言：苏珊·桑塔格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位视角独特的文化斗士和风格鲜明的文论家、小说家。她的社会批评及其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所作的贡献使得她成为了美国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同时，她也是一位永远的关注社会议题的激进主义者。本文拟从苏珊·桑塔格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这一角度来探讨她作为关注社会议题的激进主义者的一生。同时点评其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意在指出桑塔格作为一位激进主义者身上所一贯包含的超越了国家、民族、种族樊篱的广泛的人文主义情怀。   苏珊·桑塔格：美国当代文坛关注社会议题的激进主义者 --兼评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   2004年12月28日，美国当代著名的文论家、小说家、和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因病去世。第二天的英国《卫报》发表了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纪念桑塔格的悼念辞。在悼词中，阿特伍德对桑塔格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概括性评述： [桑塔格]是一位独特的、勇敢的女性。不管你是否同意她的观点，她永远都是一位勇敢的、非凡的思想者。她总是让你思考。......不管她在想什么，也不管她想到了什么，反正肯定不是人们已然熟知的观点。她把那些既定的观念扔进粉碎机，而对事物进行重新审视。她就是那位已经长大了的、在"皇帝的新装"里讲真话的孩子。当孩子们说皇帝赤身裸体时，你会告诉他们不要公开讲出这些东西。当成年人说出这些时，他们会麻烦不断--而她根本不在乎引火烧身。① 阿特伍德的评述非常精辟地勾勒出了桑塔格特立独行的个性，及其作为一位激进主义者的一生。正如阿特伍德所指出的那样，桑塔格一生都敢于仗义执言，永远是那位"讲真话的孩子"，不会为了保护自己而有所保留。这使得她经常成为各种争论的焦点。而她从其早期的"新左派"立场到其晚年的向保守主义的转变，也招来了人们对她的种种批评之声，认为她的思想常常自相矛盾，悖论重重。然而，桑塔格对于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各种社会议题的关注始终是其文学和理论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她始终一贯的生活态度，也是构成其激进主义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苏珊·桑塔格而言，激进主义既指其个人思想意识的前卫和特立独行，也包括其积极行动的态度--即，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想法，那么就要将它付诸实施。而桑塔格所关注的社会议题既有代表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政治活动，也有超越了政治范畴的泛人文关怀。这种关怀超然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外，是对他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基本关注。这几个方面在桑塔格身上相互紧密关联，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桑塔格便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她对一些社会议题的关注和热情始终持续不断。和她的美学思想一样，桑塔格的政治思考也总是视角独特，引人关注。面对自己所感兴趣的重大政治问题，她能够提出富有激情的、会引起颇多争议、且同时又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独到见解。她的针砭、她的批判总能切中要害--你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你无法回避它的存在。在桑塔格看来，作家应该是持有不同政见且具有清醒意识的社会批评家，应该为了唤醒社会良知、维护社会正义而呼号呐喊。正如她在"作为批评家的作家之职责"（1966）一文里所表述的那样："美国作家的一项任务就是用最大的嗓门冲着那些愚蠢、丑陋和伪善的人们，冲着我们政府的政策和在越南的行为所要承担的不道德的、可怕的危险大喝一声......作家应该是持异议的少数派中的前卫，他们是有胆量且忧患的人们，是说‘不'的人们，是那些哭喊‘住手'的人们"③。不难看出，桑塔格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作为作家的这样的一种职责。 桑塔格曾经说过，在记述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美国对于古巴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干涉、以及美国对前南斯拉夫内部的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运动和民族战争的镇瑞脑消金兽压，等等事件的时候，她是带着一种悲伤的情绪来做这些的④。1968年的越南之行导致桑塔格发表了阐述其激进主义思想的《激进意志的风格》一书⑤。在其中的"河内之行"一文中，桑塔格明确表达了她对美国的不满和对越南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同情与支持，因为她看到了美国的炮火给越南人民的美好家园造成的灾难，看到了在美国的炮火下越南人民的苦难甚至绝望的生活。尽管桑塔格在文章中坦诚，在她和越南人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但这绝不能掩盖她对于美国到处施行暴力，借维护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之名践踏别国主权，从而造成更为巨大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灾难的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义愤填膺。同样的激进主义思想在她的另一篇文章"关于热爱古巴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正确方法的几点思考" ⑥（1969）中也有清晰的表述。 不可否认，桑塔格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越南和古巴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她对越南和中国左派革莫道不消魂命成果的理想化的企盼，主要源于她在这一时期的新左派的政治立场。西方的新左派认为在僵化乏味的、到处弥漫着资本主义恶臭的西方发达国家中，追求社会进步和发展无异于天方夜谭，只有那些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度中正在进行着的激动人心的社会变革实验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因此，他们除了崇尚在本国的各种革莫道不消魂命尝试，反对 ** 以外，更多的是对古巴革莫道不消魂命和越南革莫道不消魂命，甚至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和较高的期待，期待这些第三世界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带给西方的傲慢和自大以猛烈的冲击⑦。作为一位积极的新左派人士，桑塔格的激进行为自然也呼应了这一基本的新左派思想。 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桑塔格在关注重大社会政治议题的同时所表现出来的明确的人文关怀思想和正义观。 1990年代初期，由于民族纷争，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解体，随之又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波黑战争。很快，以维和的名义，美国也卷入了其中。面对美国的武装政治，同时出于对其国人的无动于衷感到悲哀，桑塔格奔赴了当时的风暴中心，战争的现场--萨拉热窝。在萨拉热窝，桑塔格竭尽所能，举办各种义演活动，以此来表明她对萨拉热窝人民的支持。后来在被问道为什么要进入战火纷飞的战场时，桑塔格表示，"尽我所能去接近事实真莫道不消魂相是我的职责所在"⑧。接着，桑塔格强调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我信仰利他主义。我认为一个人偶尔应该为其他人做些事情--为那些与你毫不相干的人，并且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只是出于团结的考虑而为其他的人做些事情。这样说也许有些过于武断，但是我还是认为偶尔为他人做事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⑨。由此可见，桑塔格对于重大的社会政治议题的关注的核心其实是她对全人类能够享有美好生活的企盼和努力。为了全人类的团结、为了全人类能够共同享有美好生活，桑塔格的社会关注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狭隘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意识。她的这种看似违背或冒犯了美国本土利益的激进思想有时候会将她置于争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但她依然故我，决不妥协。 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爆发以后，在美国民众之中回响着一片同仇敌忾的复仇之声。此时的桑塔格依然保持了她一贯的客观和中立，并且非常理性地发出自己独特的，但却饱含真知灼见的振聋发聩之声： 承认这不是一次"胆怯的"对"文明"、"自由"、"人类"或"自由世界"的攻击，而是对自称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进攻又有何妨呢？美国正在承担为某种利益和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美国的领佳节又重阳导者和所谓的领佳节又重阳导者们已经让我们明白了他们可以随意操纵公众：建立信心和控制悲伤。政治--民瑞脑消金兽主制度体系中的政治本应该包容异议，增进坦诚，但现在已经被心理安慰所替代。我们可以共同悲痛，但决不可以一起糊涂。了解一些历史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刚刚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国家是强大的"，我们被一遍又一遍地灌输着这句话。而我们并未找到全然的安慰。谁又能怀疑美国的强大呢？但未必每位美国公民都这样吧！⑩ 毫无疑问，911事件是一场悲剧，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巨大灾难。对此感到悲伤和愤怒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不能只停留于表面，更不能利用这一悲剧来制造新的悲剧。桑塔格在此提醒人们去进行换位思考，冷静地去探究一下悲剧的真正制造者到底是谁？作为这一悲剧的受害者，美国真的毫无责任吗？同时，桑塔格在此强调指出了解自己、了解他人、增进沟通的重要性。从桑塔格的这段话语中我们不难觉察到她的真正意旨，即真正的强大应该是全人类的团结协作，并共同享有美好富庶的生活。否则，即便是号称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在某些时候也会显得非常脆弱。 纵观桑塔格激进的一生，人们也注意到，她在政治立场方面似乎是矛盾的、混乱的--从六、七十年代的左派立场到八十年代及其后的右倾；从对东方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运动抱有极高的同情和期盼，甚至主动为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运动摇旗呐喊，到后来的痛陈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是"长着一副慈善面孔的法西斯主义"11。那么这一切是否真的就像某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可以表明桑塔格只是为了标新立异，从而可以时时成为公众舆佳节又重阳论和争论的中心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依笔者之见，表现在桑塔格身上的所谓的"矛盾"和"混乱"恰恰说明了桑塔格始终在苦苦找寻着她渴望实现的政治理想，并且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和立场--因为她在关注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追求全人类可以共同享有的美好生活方面是始终一贯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苏珊·桑塔格始终是一位坚定的、激进的人文主义者。 构成桑塔格对社会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反映其人文思想的一个具体的、有力的例证）的是她对于癌症以及艾滋病患者的深切同情和关心，并且努力通过其对疾病的文化解读来唤醒全社会对于这些患者的生活状况的关切，从而可以尽可能地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 1970年代初期，桑塔格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她本人的这次患病经历使她有机会看到，在现代社会里，癌症仍然被包裹在愚昧可怖的氛围之中。人们谈癌色变，把癌症与死亡画上了等号。但是，桑塔格顽强地战胜了病魔。然而战胜疾病并没有让桑塔格感到无限欣悦和满足，因为她看到，对于患病者而言，最可怕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围绕疾病所产生的种种隐喻，即把疾病与社会的颓废败落联系起来，并把它看作是上帝对于罪孽和恶行的惩戒--包括波德莱尔和尼采在内的许多伟大作家、思想家都曾对这一隐喻乐此不疲。桑塔格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继而举起了抗击这种隐喻的大旗，并致力于破解包裹在疾病之上的咒语。在这样的背景下，桑塔格发表了《疾病的隐喻》12（1978）。这本书被当年的《新闻周刊》称之为"当代最具解放意义的图书之一"。在这本书中，桑塔格明确提出，由于疾病常常被用来比拟成对于各种政治的、军事的、亦或其它事件的倒行逆施所施加的惩罚，因此，消除疾病的最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就是要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这种模式化的隐喻思维--因为有关疾病的隐喻已经使得患病的人们甚至害怕接受治疗，使得他们认为接受治疗无异于承认了自己的种种罪孽和恶行，并让它们昭然于天下。桑塔格的论述将病人从围绕着癌症的种种污名中解放出来，同时也破除了这个长期以来一直顽固地存在着的、愚昧无比的观念，即"治疗可能要比疾病本身还糟糕"13。此后，桑塔格将她的关注视野从癌症进一步扩展到背负着更加恶毒诅咒的艾滋病，并发表了言辞犀利而又极富同情心的《艾滋病及其隐喻》14（1988）一书。在书中，桑塔格再次批判了把疾病和惩罚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模式。 不可否认，对于艾滋病，人们并不把它当成一般的疾病；它是一种社会禁忌，是一件可耻的、遭人唾弃的事情。对此，桑塔格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开始思考人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禁忌。她的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观察和思考。1986年11月24日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的这个短篇小说是美国第一篇以艾滋病为题材的小说--尽管"艾滋病"一词在小说中从未出现。这篇小说可以被看作是桑塔格对有关如何看待疾病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戏剧化的演绎，尤其是对她本人在《疾病的隐喻》以及《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本书中所探讨的一些重要观点的演绎。 "我们现在的生活"这篇小说的创作源起于一次亲身的经历。当桑塔格突然获知她的一个好朋友（先锋派导演约瑟夫·蔡金）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的时候，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将如何去面对这位病人？这位病人又将如何去面对他昔日的朋友，如何去面对他周围的社会？在思考着这些问题的时候，便有了这个故事的产生。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轰动。这不仅仅是因为其独特的令人着迷的叙事风格，更是因为它对人们应对危机的忠实而不失机智的、且极富洞察力的描写。乍看起来，全篇故事由一些令人困惑的、不太可靠的道听途说构成。通过描写一个很大的朋友圈子中的每一个人对于一位无名的患病者的种种反应，讲述了这位患者、以及他的朋友们与病魔斗争的故事。 "我们现在的生活"采用的是戏剧对白的手法，通篇都是没有加引号的对话，是朋友间互相的交流，表示他们对一位他们共同的患病的朋友的关心。尽管疾病的名称始终没有在故事当中出现，但是，通过朋友之间的只言片语，你可以肯定那是"艾滋病"。作为故事的中心，这位患者的姓名也从来没有被人提及。显然，桑塔格的这一处理方法本身也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作者似乎是在向读者表明当时的社会对于艾滋病以及艾滋病患者的一般态度--即两者都是人们刻意避讳的禁忌；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也想表明，不管是什么疾病，它都只是一种疾病而已，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从朋友们的只言片语中获悉的有关主人公过去的生活方式描述，似乎也暗示了社会上将疾病与惩罚联系在一起的一贯的思维模式--"他"是一位典型的都市人，收藏家，38岁，住在曼哈顿的一处豪华公寓内；被查出患病之前，他的生活方式很不检点；他吸烟、吸毒、与多位男男女女都有过性关系。但是，从作者的一笔代过、轻描淡写的处理方法可以看出，小说的重点绝非为了谴责或者诅咒，而是关于面对疾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加深理解、如何战胜病魔。 小说的标题"我们现在的生活"主要指的是患者周围的朋友，乃至社会各方对于艾滋病的态度和认识的改变。桑塔格在设计"他"的朋友的姓名时，用尽了所有的26个英文字母。通过这一象征性的处理手段，作者似乎想要告诉人们，当疾病来临时，没有人可以回避；大家都必须去面对，全社会都必须去面对，去共同抵御疾病带来的痛苦。 故事开始的时候，"他"的患病使周围所有的人都产生了某种焦虑："现在，人人都在为自己担心......这似乎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15。但是，随着时光一天天地过去，大家也逐步学会了去面对。人们看到，医院里的医疗方式在不断改进，病人不需要住在隔离病房，病房门上也不再张贴提醒探视者"注意传染"之类的告示。这让人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更多的人文关怀。病人在与病痛作斗争的同时，走出了人们给艾滋病营造的梦魇；他的朋友们也同样逐步摆脱了对于艾滋病的恐惧，并且终于能够发出这样的慨叹："难道我们不是至少也和他一样从中走出来了吗？"16他们经常轮流去探视他们的朋友，并且认识到其实这种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就像"他"的朋友之一希尔达所说的那样，"我知道我过去确实害怕知道某人得了那种病；对可能见到的和感受到的感到恐惧；但是在我第一次到医院去过之后，我感觉松了一口气；我再也不会有那种恐惧的感觉了；他看上去与我没有什么不同"17。"他"可以平静地和医生探讨艾滋病的话题，"他"的朋友们也可以坦然地在"他"的面前拿"艾滋病"来开开玩笑，因为"说出这个名称就是一种健康的标志，标志着一个人接受了他的现状--凡体肉胎、容易受伤、必须承担各种责任，毕竟这个世界没有例外；它表明一个人愿意，真正地愿意，去为自己的生命战斗"18。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包裹着艾滋病的咒语被解除了。一旦人们拥有了对于一种疾病的健康的认识，也就找到了通往健康的正确途径；距离最终解除病痛，获得真正的健康也就不会十分遥远。 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桑塔格用"他还活着"19来结束全文。这与大多数读者的期待大相径庭--因为人们一般认为讲述艾滋病患者的故事应该以其死亡告终。但是这样的结尾并不意味着桑塔格认为爱滋病人可以不必面对死亡。相反，桑塔格是要通过这样的结尾来告诉人们，"他"还在和艾滋病进行着斗争，我们与艾滋病斗争的路还很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对它过于心怀恐惧，更不要因为恐惧而刻意回避。勇敢面对，并积极配合治疗，这是我们应该拥有的正确心态。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她本人与癌症抗争的经历时，桑塔格说： 我很热衷于谈论癌症，谈论作为一个癌症患者的感受......这不是因为我有表露癖，而是因为我想要给人们以鼓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人（你的亲戚或朋友）得了癌症，或者有人早晚会得上癌症。我想要鼓励人们去接受很好的治疗。......我非常热衷于谈论这个病，并且要打破它的禁忌，尤其要打破那种病的禁忌--‘唉，你别提它了，那多丢人哪'--那只是一种病，和其它的病一样，只是非常严重罢了。20 桑塔格所说的"那种病"应该就是艾滋病。她的这番话进一步印证了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传达的深切的人文关怀主题--疾病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面对疾病时的态度；我们要打破疾病的禁忌，消除我们赋予疾病的种种隐喻，并勇敢地与病魔作斗争，这才是我们应该拥有的生活。 苏珊·桑塔格在文学创作和文化批评领域倡导先锋，对社会政治议题，尤其是民生议题热情关注，这使得她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成为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文化名人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对桑塔格的评价上一直存在不可调和的、褒和贬的两个对立的阵营。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不被桑塔格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叙事风格所折服。无论是她的文学创作还是她的社会批判、她的美学思考，她所表达的主题是始终一贯的。正如她的好友，《新共和》杂志的编辑利昂·威塞尔蒂埃所指出的那样："贯穿在桑塔格创作中的主题是她为了达到道德和美学之间的良好平衡而作出的一生的努力"21。在桑塔格身上，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这种道德和美学之间的平衡点--那就是其超越了国家、民族、种族樊篱的激进的人文思想。 注释： ① Margaret Atwood, "A Courageous and … Continue reading →

野马导言： 先列出几个关键词--哈金 《自由的生活》 美国的爱国主义小说 作家哈金（Ha Jin） 最近，美国华裔作家哈金（Ha Jin）推出了他的新作《自由的生活》（A Free Life），一部被美国的新闻媒体称之为"爱国（指美国）主义的作品"。和他此前出版小说不同，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生活在遥远的中国，而是生活今天的美国。小说讲述了楠（音译，Nan）和吴苹苹（音译，Wu Pingping）这对夫妻历经曲折来到美国，发现美国才是他们的理想的家园，是他们真正喜欢的地方，表示了他们作为美国人的骄傲和满足。   我个人认为，哈金的这部作品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刻意迎合了美国的价值取向。至少有这方面的嫌疑。   除了把1989年的那次事件（在他的作品中，他用了比较极端词）作为楠和吴苹苹决定定居美国的背景外，哈金在作品也毫不掩饰他对美国的赞美。就连《纽约时报》的报道开篇都用来这样的话："......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在令人沮丧的布什和布里特尼时代，尽管我的军队还深陷巴格达无法抽身，尽管我们的媒体还是对贝弗利山着迷不已，但是一位成绩卓著、令人尊敬的美国作家却推出了一本严肃的爱国主义的小说。这部作品的标题就是《自由的生活》，而这绝无嘲讽之意"。（参考原文：the impossible has happened. In the dispiriting age of Bush and Britney, with our military still bogged down in Baghdad and our media still bewitched by … Continue reading →

野马导言：这是美国文学研究界的最新发现，也是文学传记研究的最新成果。《纽约时报》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收获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在此，我想通过图片加说明的方式对这一学术事件做一个简要记录。 这幅照片是伊迪斯·华顿（Edith Wharton）在1905年拍摄的。伊迪丝·华顿的长篇小说《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 1905）是一部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在学术界过去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中，研究者一直对小说的结尾存有多种争论：小说的主人公莉莉·巴特（Lily Bart）到底出了什么事？她是自杀，还是由于意外用药过度而死亡呢？ 最近有关伊迪丝·华顿的传记研究有了新的发现。上面这幅照片中的夫人名叫埃米·贝克威斯（Amy Beckwith）。她是一位华顿的忠实读者。几年前，她收到了一份礼物：一本第一版的《欢乐之家》，其中就夹着伊迪丝·华顿的一封日期为1904年12月26日的信，另外还有一首诗歌。 这就是那本《欢乐之家》和其中夹着的信。 书信的细部特征（1） 书信的细部特征（2） 根据这封书信的内容，似乎伊迪丝·华顿在《欢乐之家》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莉莉·巴特最终是以自杀的方式终结了她的生命。因为，华顿在书信中写到她的一个朋友想要用一种无痛苦的、并不很可怖的方式来了结生命。而这位所谓的朋友是她虚构的...... 照片中的这位老人已经90高龄了。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伊迪丝·华顿的传记作者。据说他的爷爷那一辈跟华顿家还是很近的亲戚。他的名字叫做路易斯·奥金克洛斯。他证实了这封信的真实性。据称，他也曾看到过这封信。

野马导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作品的魅力是在多个层面上显现出来的。而其作品中的游戏则是纳博科夫创作中的重要特色。尤其在《绝望》、《洛丽塔》、《微暗的火》等作品中，游戏的设置和游戏成分的运用更是十分突出。本文探讨和分析了纳博科夫部分主要作品中的游戏的设计和呈现方式、以及多种游戏成分的存在。通过这样的探讨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作者的美学思想、创作理念，及其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游戏[①]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在他的《诗歌和残局》(Poems and Problems, 1970)中，因为把诗歌和国际象棋的一些残局棋谱并列而辩解说，"象棋残局棋谱的设计者需要和任何一种艺术的创作者一样具有相同的优点：独创能力、创意丰富、简明扼要、心境平和、构思精巧、以及绝妙的故弄玄虚。"[9](P15) 可见，纳博科夫是把游戏和他的文学创作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玛丽·麦卡西在评价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Pale Fire, 1962)时，曾把这部作品称作是"一个给人惊喜的玩偶盒子(a Jack-in-the-box)、一块法贝热(Fabergé)珍宝、一个可上发条的玩具、一局残棋、一枚诡雷、一个给评论者设置的陷阱、一个猫鼠游戏、一部‘自助式'(do-it-yourself)小说。"[5](P21) 换句话说，这部作品是作者给读者搭建的一个迷宫，读者可以在其中奔来跑去，而作者又时时与读者捉着迷藏，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会有惊奇发现的游戏。麦卡西在这里并没有夸大其词。纳博科夫在其作品中和读者游戏的例子、以及作者在创作中追求语言的游戏效果(playfulness)的例子俯拾皆是。 一、智力解谜游戏 在《评注本<洛丽塔>》(The Annotated Lolita)的序言中，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Alfred Appel, Jr.)教授这样写道，"阅读和重读[纳博科夫的]小说的过程就如同在做一个探询真莫道不消魂相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作者和读者都是参与者。"[2](Pxv) 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戏谑的模仿、各种机缘巧合、以及"戏中戏"(the-work-within-the-work)之类的技巧等等，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纳博科夫运用这些因素和手段给读者营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虚幻世界。在这里，读者的阅读经历就仿佛是在和作者玩着"猫和老鼠"的游戏--悬念无时不在，你不断被逗引着，想象着各种可能的结局。在《洛丽塔》的开头，纳博科夫借亨伯特之口，絮絮叨叨地说： 在她之前还有过别人吗？有的，确实有的。事实上，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洛丽塔，要不是我在那一年夏天曾爱上过一个女孩童。那是在一个海边的王国。噢(你问)什么时候？洛丽塔还有多少年才降临世间，那年夏天我的岁数就是多少。不用说，杀人犯的行文风格总是这么与众不同。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一号证据正是那些天使们，那些被误导的纯朴而又高贵的天使们所嫉妒的。瞧瞧这乱糟糟的一团。[7](P9)[②] "洛丽塔"是谁？这位说话者怎么了？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会发现这短短的数行文字中其实隐含着很多蹊跷。纳博科夫似乎要告诉你些什么，但又好像什么也没说。想要了解真莫道不消魂相吗？那么就由作者引领着你继续去做他给你设计的游戏吧。就这样，读者被一步步带进一个连环侦探游戏--先是要查清为什么会有"洛丽塔"，为什么要有她？以及叙述者亨伯特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又要不停地去猜测到底是谁在威胁着亨伯特和他的"洛丽塔"的好事？直到最后读者和亨伯特同时将克莱尔·奎尔蒂侦查出来，谜底被揭开，游戏便结束了(Game Over!)。 应该讲，纳博科夫所设计的最经典的解谜游戏当数他于1962年发表的《微暗的火》。作者本人在完成了这部小说之后，马上给普特南出版公司的沃尔特·闵顿寄去两册，并颇为激动和得意地说，"我相信你一定会一头扎进我的这本书中，就像进入到一个蓝色的冰窟，一下子透不过气来，再次进入，然后爬上来（大约到126页），乘着雪橇回家，感觉兴奋而又欣悦，仿佛从我精心架设的篝火所发出的温暖正向你袭来。"[3](P424) 从纳博科夫自己的这段描述文字中，我们就已经能够感觉到他的这部作品所具有的极强的游戏(playfulness)特征。 《微暗的火》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由作为主人公之一的查尔斯·金伯特(Charles Kinbote)所作的前言；第二部分则是另一位主人公约翰·谢德(John Shade)教授所作的题为"微暗的火"的长诗，诗歌分四个诗章，共999行；第三部分是金伯特冗长的评注；最后是索引。在金伯特冗长的评注中，他还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位背井离乡的赞布兰(Zemblan)国王的故事。不难看出，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金伯特自己。而与赞布兰国王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是雅格布·格莱德斯(Jacob Gradus)--一个小丑加恶棍的形象--长途跋涉，欲行刺国王的过程。 显而易见，小说《微暗的火》展示给读者的故事的真实性是多层次的和不确定的：谢德的故事是他的自传体诗歌，描述了他的家庭生活，其中根本没有涉及到金伯特其人；而金伯特所讲的故事是关于那个远离了"遥远的北方故土"("distant northern land"[8](P315))的、背井离乡的同性恋国王，以及那个追杀国王的小丑格莱德斯。还有一个层次是小说留给读者的一个谜--如何去判断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在《普宁》(Pnin, 1957)汉译本的"译者的话"中，翻译家梅绍武先生就曾指出，"纳博科夫喜欢制谜，结构有时来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1](P6) 的确，任何对于《微暗的火》的文本的理解，都得仰仗读者的能力去对作者提供的总体结构进行定位，并对其加以拆解和阐释。因为，"[纳博科夫的]许多游戏都是涉及结构的游戏，你必须首先解开这些结构之谜，才能准确地理解他的小说。"[4](P150) 当然，如果一味地让读者迷失在复杂的结构之中，得不到任何有所发现的喜悦，那么读者肯定会失去继续游戏的兴趣。所以纳博科夫又暗暗地给读者一些暗示，适时地引逗一下有点感到茫然的读者。例如小说中关于谢德教授的死，经过作者的暗示，读者发现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可能是这样的：金伯特从法官戈兹沃斯(Goldsworth)那里租了一套住房，而这位法官将一位"杀人狂魔"("homicidal maniac"[8](P83))送进了监狱；杀手格莱德斯就是那位"杀人狂魔"，他从监狱里出来，一心要报复这位法官，最后机缘巧合地错把谢德教授当作是戈兹沃斯法官给杀了。（当然，这只是一种解读而已。）这样，读者获得了发现的满足，而纳博科夫大概也在什么地方窃笑吧。 纳博科夫在制谜的同时还会经常毫不犹豫地将读者"牵扯"进他的构思，"迫使"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游戏本来不是一个人玩的嘛。让读者在猜谜的同时感觉也在参与制谜，岂不更是有趣？纳博科夫的这种引逗读者"伎俩"无疑是很成功的。所以，在《微暗的火》这部小说中读到这样的话也就很自然不过了： 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与前一个诗章相比，格莱德斯现在是离我们更近了。他一头黑发，留着平头。我们可以自然地想到他那张阴郁的长方脸上都有些什么，一对浓眉、下巴上的小肉瘤之类的。他面色红润得有点反常。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他那有点让人感到困惑的视觉器官的结构。我们看到他多愁善感的鼻子，弯弯的鼻梁和勾勾的鼻尖。我们看到他铁青的下颚，和一簇簇纠缠在嘴唇上的胡须。[8](P277) 纳博科夫在这里不断重复的"我们"，不言而喻，将所有的读者都包括在内。在这里，作者仿佛要让读者知道--你不是仅仅是一个机械的阅读者，你也在参与创作。 … Continue reading →

野马导言：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其实是理论家们在对文学文本进行剖析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涉及文化批评和政治批评的理论体系。把这套理论切实地运用到文学文本分析的实践中，才能体现出这套理论的价值。本文围绕"他者"、"身份确认"和"混杂性"等几个概念，探讨了运用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于文学批评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 序言 关于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以及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的诸多介绍在我国学界已屡见不鲜。本文不想在此对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再作赘述。但是，尽管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包含了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这两个方面，尽管在诸多版本的介绍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的书籍文章中引用了不少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探讨这一理论的经典文章，但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诸如"后殖民语境"、"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西方中心论和东方边缘论"等等，这些极具政治性色彩的，具有抽象意义的概念的阐释方面。也就是说，关于理论的介绍似乎过于偏重了些，而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忽略了。把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是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事实上，为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的法莫道不消魂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谈到文学批评时所强调的也是将理论应用于个体的实践分析。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家之一，爱德华·萨义德的著述也是文学批评和政治批评的结合体。因此，专门探讨一下在这一理论关照下的文学批评实践所要关注的对象，而非只作泛泛的理论介绍，应该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在文学批评者看来，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所关注的就是关于与"殖民话题"相关联的文学的阅读和书写。这种与殖民话题相关联的文学其实包含两个方面：即过去曾经是或现在仍是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以及宗主国关于殖民和殖民地人民的文学。它所注意的焦点尤其集中在受宗主国文化影响的文学如何扭曲了殖民地的现实的经验体验；如何把深深地烙印在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卑贱和低下刻写到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上--这种文学在面对过去无法回避的"他者"境地时，试图明确自己的身份、重塑自己的过去。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同样也关注宗主国对殖民地国家的语言、意向、传统等的随心所欲的盗用。这样看来，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关照下的文学批评是基于对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的以下几个方面的概念的认识而展开的--即"他者"、"身份确认"、和"混杂性"。 关于"他者" 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他者(otherness)"这一概念建立起来的。然而，这一概念本身存在着复杂性，仍有些问题尚未解决。但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为爱德华·萨义德所谓的"东方"（萨义德，37－61），即被殖民的一方，是"在西方人对熟悉的事物的藐视和对新奇事物的狂喜或恐惧之间摇曳不定的存在"（张京媛，32）。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批评的杰出代表之一，阿卜杜尔·简·默罕默德指出，所谓的"东方"是以西方殖民文化为中心的一种摩尼教义式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如果西方是秩序井然、富有理性、健康强壮的美好社会，那么东方就是杂乱无章、没有理性、饥饿贫困的充满邪有暗香盈袖恶的社会（Ibid，192－226）。这种认识具有完全抹煞个性身份特征的力量，一切都被简化成非白即黑、非善即恶。于是，充斥在文学作品中的关于被殖民者的原型化的(stereotypical)描写就显得再自然不过了。 事实上，被殖民者在其本质和传统方面有着很丰富的多样性。作为文化的产物，他们的形象既具有确定性，同时也处于变化之中。对于殖民者来说，他们是"他者"，而他们自己本身也彼此互相区别，他们自身的过去也已成为"他者"与他们相对立。因此，想要笼统地概括出所谓的"黑人的意识形态"、"印第安人的灵魂"、"土著民的文化特征"以及"中国人的形象"等等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企图只是殖民者自己怀旧时的一种灵感冲动。这种做法使得殖民者在对"他者"文化进行神秘化的同时，感觉到自身文化的完美统一。殖民者只是利用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文学"作为一面镜子来反映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者的自我形象"（Ibid，199）。 而对于殖民地各民族而言，他们将不再是他们自己的过去。他们可以要求拥有那个过去，却再也无法重建它，因此只能对那个过去作部分的零星的回顾和认识。这里可以借用米歇尔·福柯在其《权力--知识》中的一句话："庶民存在于身体中、灵魂中、个人中、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中、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中，但是其能量和不可还原性却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任何地方，可谓无所不在"（麦克尼，31）。尽管福柯所谓的"庶民"是相对于"统治者"的"他者"，在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中的"他者"属性是与其一脉相承的。 "他者"的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是身份的确认，又是差异的标志。因此每个其他的、不同的、被排斥的都是辩证的产物，同时包含着殖民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中心"与"他者"既绝对分离又内在地相互关联。对于这种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关系，福柯所作心理分析恰好揭示了为什么在殖民文学中，"他者"的过去被不断地以一种怀旧情绪加以重建和缅怀，尽管这个回归的"他者"已非其本来面目。福柯指出： 从心理分析的观点来看，绝对分离或排斥的模式与基于相互重合的模式之间的外在矛盾能够加以克服。如果对["他者"]的排斥行为形成与理性的认同，那么"他者"必然在否定和憎恶的符号下被加以压制。但是，否定和憎恶总是带有欲望的印迹，从而这个"他者"远不是被放逐，倒是可能作为怀旧、渴望或者迷恋的对象而回归。（Ibid，30） 文学评论者关注"他者"在作品中的形象，关注这种形象被塑造的方式，并透过这些表面的形象和创作方式，去探寻和挖掘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以及"他者"被扭曲、被排斥和被憎恶的缘由。 南京大学英语系朱刚教授在《外国文学》2002年第四期上发表的《政治词语 词语政治--一个赛义德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个案研究》一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运用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典范。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手段，分析了西方政治话语在香港回归这一话题上对"revert"一词的喋喋不休的重复的真实目的，即努力构建一个符合西方标准的"他者"（中国/中国人）形象；朱刚教授深刻指出"在香港回归的语境中，‘revert'掩盖了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的霸道行径，掩含了西方强势文化对东方文化的误征误现，重复着老东方主义的谬误偏见，反映了西方强势文化的殖民心态"。"他者"（中国/中国人）在这里遭到贬低和扭曲，带有深深的不平等的烙印。 关于"身份确认" 应该指明的是，被殖民者（或"东方"）的"身份确认"的过程也是一个"抗争(resistance)"的过程。这种"身份"不仅仅是被殖民者个体的身份，而是一种"文化身份"、"民族身份"。而且，这样的"身份"过去通常是由殖民者来加以界定的。在殖民地，为了确认身份的目的，抗争无所不在，影响深刻，形式多种多样，或彻底 ** 、或奋起反抗、或戏虐模仿。"抗争"作为一个概念，本身带有或可能带有关于人的自由、身份、个性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在殖民地的文化中并不存在，或者是隐约模糊的。因为，正如赛义德在他的《民族主义，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理解》（"Nationalism, Human Rights, and Interpretation"）一文中所言，"......讨论人的自由就是在讨论某一特定国家、民族、或宗教派别中的人们的自由。这些人们生活在由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控制下的某个国家区域内"（Johnson，199）。他们不能享有对自己的完整认识，他们的意志往往是由别人来代为表达的。但是，无论如何，"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确立一种明确地、属于"他者"自己的"身份"。 因此，创立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便也成为一种抗争意识的表达，一种要求确认身份的渴望。然而，从简单的政治的或文化的层面来看，要创立可以帮助重新建立被殖民者的民族身份的文学，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利用殖民者的生产功能--如书写、印刷、宣传、发行等等。这样就必然需要求助于一个中立的经济和文化的体制来将本地观念和西方意识集合起来。这个体制的建立可以是简单地从西方拿来，也可以以一种混杂的形式综合而成。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创立民族文化或文学的想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于殖民地人民而言是非常陌生的。（至少，赛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者们是这么认为的。）这种陌生缘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被殖民者没有被西方传统认可的文学，或者根本就没有书面文学；第二，他们并不认为艺术与创建和确立文化身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第三，他们就象那些印第安人或黑人一样，被投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或文化环境中。这样被唤回的身份也只能是改变了的、混杂的，是按照殖民者的意愿而建立和表征的。民族性和身份意识其实很难通过殖民地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构想和表述。 构想出殖民地国家如何能够运用其现在的语言（殖民者的语言，如英语）而非其本来的自己的语言，以其现在的风格（殖民文化的文学风格）而非其自己原有的风格，去唤回或重建自己的身份，这是很困难的事情。这样的困难自然会带来很多复杂的问题和困惑。例如，这样的文学可能是用殖民者的语言（如英语）、以某一殖民地的被殖民者的口语体写成；这样的语言读起来肯定不会有标准英语的感觉；而且，原本英语中常见的典故、隐喻、象征等也会显得不合时宜，或者被替换成为英美文化根本不熟悉的典故和比喻。不难理解，这种文学对于其他的读者而言，就很难去认识它，并把它作为规范的文学作品。 但是同时，人们（尤其是文学批评者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种种文学规范、美学标准都是根据殖民文化的意识形态确立起来的。当这种殖民文学与西方美学观念相冲突时，被殖民者就会寻求面对其古老的、尽管业已变形的传统。这时把西方的美学规范拿来置于其上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并不总是殖民者才会对被殖民者的文化传统进行扭曲和贬低--受制于西方帝国强势文化的影响，"东方人"为了寻求个体的身份得到那种主导文化的认可，也会有意去迎合所谓的西方美学规范和文化准则，从而忽略自身文化传统真实存在。这种现象尤其突出地出现在寄居在帝国文化氛围中的"东方人"身上。由此可见，"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接受该种文化；是为了接受的利益而接受其改动后的内容"（张京媛，41）。 通过以上对与"身份确认"相关联的各个方面所进行的探讨，可见，运用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的文学批评者们在对文本进行分析时，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所阅读的文本是殖民者关于被殖民者的创作，还是被殖民者自己的创作。因为不同的作者显然带有不同的目的和利益，所以讨论的视角也会有所不同。然后，应该在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的解释结构内行动，去解析出文本中被殖民者的抗争意识，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帮助被殖民者重新确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身份、民族身份，指出殖民文化对于被殖民文化传统的扭曲和贬低的实质；并最终认识到，一方面，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权力之下，保持自身合法性的正当要求，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普遍的文化相对论"有可能使得差异性的文化变得不再重要的问题。无论如何， 文化差异和文化碰撞，是异质文化之间得以沟通和转化的过程，因此，文化的定位（或身份的确认）既非完全是要使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吞没，也不是弱势要变成一个新的强势文化，而是通过互相的对话、交谈、和商讨，使文化权力在双方之中达到一种均衡的发展和认同，并对双方加以制约和协调。（王岳川，65） 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其实就是要去帮助加强这种交流和对话。正如斯皮瓦克以其独特的视角，在她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批判"一文中所作的那样。她通过确认《简·爱》中主人公简·爱以及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的身份，（另外她同时还论述了《藻海无边》中的安托娃内特和克理斯托芬）以此来唤起人们对简·爱和梅森这两个人物形象进行重新认识。着重指出殖民文学的强势叙事文体中，非西方妇女所起的历史作用被人们忽略的事实。而斯皮瓦克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说明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斯皮瓦克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她说："我希望，一种对帝国主义明智的批评，在已经引起了第一世界读者的一些注意后，起码会进一步扩展其阅读政治的视野"（吉尔伯特，244）。 关于"混杂性" "混杂性(hybridity)"是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首先基于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认识。它所指的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文化中，文化符号和文化实践的混杂与整合。文化实践的趋同和相互适应，文化的相互培育，既是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和充满活力的，同时也具有压制性的作用（这种压制性的作用当然来自于强势文化一方）。无论如何，"混杂性"这一概念去除了那种把殖民文化（即包括帝国文化，也包括弱势的被殖民者的文化）看作是单一的、有着固定不变的基本特征的错误思想。对这一概念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也将文化批评引入了文学批评。 弱势文化为了从复杂的、业已陌生的过去寻求自身的身份和意义，努力想要去唤回或重建一种属于被殖民者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有不平衡性。它通常是混杂的、包含不同语言的、具有多个意义层面的综合体。这种文化不可能代表西方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文化，也不可能完全同化为满足西方艺术需要的一种理想的变体。因为， 文化多样性是一个认识论的对象，即文化作为经验知识的客体，而文化差异则是把文化当作"知识的"、权威的加以表述的过程，它完全可用于文化认同体系的建构。如果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比较伦理学、美学和人种学范畴的话，那么文化差异便是一个指义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文化的表述和关于文化的表述便对力量、参照、应用和能力场的生产加以了区分和区别，并予以认可。文化多样性是对预先给定的文化内容和习惯的认可；由于它居于一种相对论的时间框架内，因此便会产生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交流或人类文化的自由概念。（《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52） 这是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之一，霍米·巴巴对文化多样性的阐释。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大多数研究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学者的认识--即强调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不赞同文化上的趋同性。 霍米·巴巴关于文化多样性讨论的出发点是一些具有后殖民特征的英语文学文本。托尼·莫里森、约瑟夫·康拉德、塞尔曼·拉什迪等作家的文本是他讨论的主要对象。通过对这些作家的作品的阅读分析，"巴巴试图发现居于那些主导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边缘的、‘挥之不去的'和‘无家可归的'空中文化究竟是如何定位的"（Ibid）。简言之，巴巴是要对文化的"混杂性"作出一个比较明确的阐释。 关于文化的"混杂性"，霍米·巴巴的以下这一段论述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值得运用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的文学批评者们高度重视： 作为一种生存策略的文化既是跨国的，也是可翻译的。文化是跨国的，因为当代的后殖民话语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置换的历史之中；无论它是奴隶制和契约的"中间过渡"，是文明使团的"出航"，还是二战后涌向西方社会的大批第三世界移民，抑或是第三世界之内或以外的经济交易和政治难民。文化是可翻译的，因为这种空间的置换的历史--现在还伴有"全球"媒体技术的领土野心--使得文化的所指意义变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不同的文化体验--如文学、艺术、音乐、典仪、生命、死亡--中的象征的表象和相似之处，以及这些意义产品在特定的区域话语和社会价值体系内部作为符号流通时所包含的社会的个别特征，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区分已至关重要。跨国的文化的变迁--迁移、离散、置换、重新安置--这一切使得文化翻译的过程成为一个复杂的意义表征形式。关于"国家"、"民族"、或者真正的"民间"传统的自然的（或自然化的）统一的话语，那些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化的独特性的神话，所有这些并不能信手拿来作为参考。文化的这种处境尽管还没有确定，但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使你不断地意识到文化的构建和传统的创新。（Greenblatt & Gunn，438） 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的视角就是要强化人们对于文化的多样性、混杂性的认识。文化不可能以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的状态存在。这也正是文学批评者们在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时所应该特别关注的。这样才能反映出运用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目的。 结论 尽管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所关照的文本主要是指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1]，但它给人们提供的文化批评的视角是非常广阔的。它的参考意义和启发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事实上，人们在处理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以外的文本时，也完全可以引进"他者"对"身份确认"的渴求、要求"多样性"平等和边缘的中心化等概念。这也是方兴未艾的文学批评中的文化批评可以采用的方法之一。因为，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寻找一种表述抵抗和批评的适宜语言，而语言问题不可避免地与权力、理论和身份问题密切相关。这就给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理论依据。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其实就是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同样，文化批评者们对少数民族话语和内部殖民话语的关注，也体现出了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的影响。不难发现，在文学作品中，对主流文化范围内持莫道不消魂不同有暗香盈袖政见者和非主流成分比比皆是。过去人们习惯把它们看作是敌对者加以批判和排斥。而现在，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提醒人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去正视文化的多样性和混杂性。 目前，我国对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的介绍和应用正红红火火，热闹非凡。但是，要注意到"后殖民"绝对不是一个标签，可以由我们随意地把这个标签在我国的文学艺术批评中到处张贴。要清楚地认识到，运用任何理论来进行文学批评，都必须首先对整个理论体系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理解，绝不能做片面的断章取义的讹用。后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理论其实是理论家们在对文学文本进行剖析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涉及文化批评和政治批评的理论体系。把这套理论切实地运用到文学文本分析的实践中，才能体现出这套理论的价值。这对于中国的从事文学批评（尤其是从事外国文学批评）的学者们来说，尤其如此。 参考文献： … Continue reading →

欣赏一首轻松愉快、诙谐幽默的歌曲。OK Go - Here It Goes Again！

野马导言：今天我们的外国文学读者想来不会对著名的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陌生。而《洛丽塔》的坎坷出版历程背后的种种故事想必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其坎坷背后的故事所包含的意义则更加耐人寻味。籍此旧文，野马意在讲讲那背后的故事，并琢磨琢磨其中的奥妙......   一段历史，一种解读 --《洛丽塔》的坎坷之路     俄裔美籍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成为畅销书，并为其作者带来金钱和声誉以前，其实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艰难历程。早在《洛丽塔》全部完成之前的1951年底，纳博科夫曾经第一次明确地提到了他正在创作之中的这部作品。他向维京出版公司的编辑帕斯卡尔·科维奇介绍了他的这部新作的基本情节。然后，在《洛丽塔》完成之后的1953年底，纳博科夫又再一次向科维奇推荐了这本小说。但是很显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1954年初，维京公司正式拒绝了纳博科夫的出版请求。事实上，这并不是纳博科夫所遭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此前，纳博科夫曾经把他的手稿寄给《纽约客》，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编辑凯瑟琳·怀特明确表示《纽约客》对《洛丽塔》不感兴趣。而当时最有可能帮助纳博科夫出版他的新作的是詹姆斯·劳夫林及其以引领文学革莫道不消魂命为己任的"新方向"出版公司。不巧的是，1954年的整个上半年劳夫林都在国外，所以无法及时读到纳博科夫的小说稿。 事实上，造成当时《洛丽塔》迟迟得不到发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纳博科夫坚持要匿名发表他的这部小说，甚至要求《纽约客》和"道布尔戴"等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为他保守秘密：如果把他的手稿给别人看（以征求意见）的话，不要透露作者的名字--这一点再次说明纳博科夫清楚地意识到《洛丽塔》的内容一定会冒犯公众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评判标准，而纳博科夫本人并不希望直接卷入一场无谓的是非纷争之中，更不想被因此而扣上"色情作家"帽子。纳博科夫提出匿名发表的要求一方面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倚重出版社影响力来引导读者的评判取向，为自己树立信心--即由出版社来说服读者《洛丽塔》不是一本色情作品，而是一本严肃的书。而站在出版方的立场上，出版当然是为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作品本生具有极高的质量以外，有时候，作者的声誉和人格魅力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而对于有争议的作品，如果不能确定会带来效益的话，出版方当然会不予考虑--事实正是如此，《洛丽塔》在法莫道不消魂国出版以前，至少有四家美国公司拒绝了纳博科夫的出版请求；而如果出版方同意匿名发表的话，则有可能会使得可能出现的指责和攻击、甚至制裁全部指向出版社，从而使出版社蒙受更大的经济损失。这正是多家出版社不同意为纳博科夫匿名出版《洛丽塔》的主要原因，或者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上述分析，"新方向"的劳夫林反馈给纳博科夫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证明。1954年10月初，读完了纳博科夫的手稿之后，劳夫林在给作者的回信中告诉纳博科夫说，他们（他和另外一位编辑）一方面认为《洛丽塔》是一部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予以发表；但是同时，他们也担心，由于小说的内容，出版方和作者都会因此而遭受可能的谴责和攻击。另外，劳夫林也认为纳博科夫的匿名发表的愿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他非常肯定地指出，因为纳博科夫的写作风格的独特性，所以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笔名，读者也会很容易辨别出作者的真实身份，除非纳博科夫愿意到国外发表他的作品。显然，劳夫林委婉地拒绝了纳博科夫。此外，《党派评论》的反应可以作为又一个证明。1954年11月，《党派评论》曾经试图节选几段《洛丽塔》中的片断来发表。由于纳博科夫坚持要求匿名刊登，最终《党派评论》表示不可能接受匿名的请求；一年之后，尽管纳博科夫同意使用真实姓名来发表节选，《党派评论》也未给予迅速的回应，因而不了了之。 也许是受到了劳夫林的来信的激励和启发，纳博科夫很快（1954年10月）就联系到了法莫道不消魂国的"法拉，斯特劳斯和杨"出版公司。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反倒是之后不久与纳博科夫取得联系的法莫道不消魂国奥林匹亚公司捷足先登，很快与纳博科夫达成了协议，并且纳博科夫也不再坚持要求匿名。于是，1955年9月，英文版《洛丽塔》在法莫道不消魂国巴黎由奥林匹亚公司正式出版发行。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重要：当时的奥林匹亚公司是一家毁誉参半的出版机构，因为它既出版发行先锋派的文学作品，也出版色情文学作品。而且，几乎所有由巴黎的奥林匹亚公司出版的英文书目，在英国和美国，都是遭到查禁的。这也是为什么纳博科夫一再向奥林匹亚的老板吉罗迪亚强调其作品的严肃性的原因吧。当然，《洛丽塔》最终也未能摆脱一度遭到查禁的厄运。 奥林匹亚出版《洛丽塔》之后的近半年的时间里，既没有广告宣传，也没有推介任何专题评论。因此，《洛丽塔》的反响不大。当然，这个时期的美国的出版界中，也没有哪一家公司表示出对这本书的兴趣，尽管纳博科夫曾经做过努力。但是，1956年最初的三个月里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围绕《洛丽塔》的事件很快改变美国出版界的这种态度。首先是英国著名作家格拉汉姆·格林和约翰·高登之间的争论--格林于1956年1月中旬在伦敦的《星期日时报》上发表文章，将《洛丽塔》列为1955年度的三篇最佳小说之一；紧接着高登于同年1月底在《星期日快报》发表了相反的观点，他声称"这是我所读到的最肮脏的一本书。纯粹是一本毫无节制的色情玩艺儿--所有出版这本书和销售这本书的人都应该被关进大牢"；而格林也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并成立了所谓的"约翰·高登社"来讽刺挖苦高登的言帘卷西风论。其次是法莫道不消魂国颇具声望的加利马尔出版公司于1956年3月开始着手出版法文版《洛丽塔》--由于加利马尔的主管一向以严谨刻板著称，所以加利马尔的这项举措无疑大大提高了小说在公众中的声誉。此外，法莫道不消魂国最具盛名的文学杂志《法兰西小说月刊》也决定先期刊登法文版节选。这些无疑使得《洛丽塔》变得声誉雀起。此时，一些评论家们开始发表评论，高度赞扬这部颇具争议的作品；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把这部作品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亨利·詹姆斯、普罗斯特等的作品相提并论。结果是，在纽约，一本走私进来的由奥林匹亚出版的《洛丽塔》竟然卖到了20美元。无疑，这使得美国的出版界看到一座不小的金矿。多家出版公司开始对《洛丽塔》趋之若鹜。据说1956年4月的四天之内，至少有四家美国的出版商主动与纳博科夫接洽，商讨《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事宜。 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又使得几乎所有的美国出版商退缩了。1956年6月至11月间，美国海关多次扣押了奥林匹亚出版的《洛丽塔》。尽管最终都放行了，但这无疑也让一部分人心存疑惑，出版商们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奥林匹亚的《洛丽塔》在伦敦图书馆遭到查封；法莫道不消魂国内政部也迫于英国官方的压力把《洛丽塔》列为禁莫道不消魂书之一。这也导致了1956年底至1957年初影响颇广的"《洛丽塔》事件"。这一事件一方面进一步扩大的《洛丽塔》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很多美国的出版商不敢贸然投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有两家美国的出版商在谋求《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 随着《洛丽塔》最初的起起伏伏，美国的出版商所表现出来的反反复复更进一步地映忖出美国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追求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的行为准则。他们运用零逻辑的思维方法进行否定推论，排除任何可能的障碍和不利因素，把取得最大利益作为他们的行为指南。在《洛丽塔》这件事情上，美国的出版商们所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归纳式和操作主义特征的思维模式。正如斯图尔特和贝内特所分析的那样，美国人"对将来的规划，以及对成绩衡量标准的仔细考虑，大都体现了诸如受益比、利润额这一类的操作主义原则"。还有一个细节可以对此作进一步的证明：在纳博科夫与出版商们的接洽过程中，他一再要求出版商为他的《洛丽塔》辩护；而他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出版商们的积极的回应（只有普特南公司明确作出了委婉的承诺，这也正是它可以后来居上，成为《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商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就说明，对于出版商们来说，《洛丽塔》是否是一本严肃的书这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够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才是他们决定是否出版一本书的判断标准。   【本文刊载于2006年10月25日之《中华读书报》,题目有改动】

野马导言：美国当地时间11月14日星期三晚，2007年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各归其主。今年的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的当天恰逢该奖项设立58周年的纪念日。意义非同一般。据悉，今年每位获奖者将获得一尊铜像和1万美元的奖金。(消息来源：《纽约时报》)     由左至右：罗伯特·哈斯，辛迪·李·约翰逊，舍曼·亚历克西，蒂姆·韦纳   美国当地时间2007年11月14日星期三晚上，《树烟》("Tree of Smoke") 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小说类最高奖。《树烟》是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创作的关于越南战争的小说，其中塑造了一些列美国和越南的士兵和情报人员的形象。   此前就已有极高得奖呼声的约翰逊先生在颁奖的当天还远在伊拉克执行公务。他的太太辛迪·李·约翰逊代替他出席并接受了颁奖。约翰逊太太宣读了她的丈夫事先准备好的一本发言稿。丹尼斯·约翰逊对未能亲自到场接受颁奖表示了遗憾。   国家图书奖的非文学类奖被蒂姆·韦纳(Tim Weiner)获得。韦纳是《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他的获奖作品是《遗赠的灰烬：中央情报局简史》("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国家图书奖的青年文学奖颁给了舍曼·亚历克西(Sherman Alexie)的《印第安插班生的私人日记》("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这部半自传体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14岁的印第安男孩离开穷困不堪的保留地学校，插班到富裕的白人学校的生活。   国家图书奖的诗歌奖颁给了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的"时间·素材"("Time and Materials")。